怪兽寻踪（六）：封豨（续）

前文说到猪的形象与星宿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星宿之间有过流变。

西方七宿第一个奎宿（《史记》奎曰封豕）和紧邻的北方七宿最后两个室宿和壁宿（《广雅》营室谓之豕韦）都被赋予过猪的形象，最后留下来的是室火猪。

其次，推测可知奎宿的猪（封豕）形成于室宿的猪（豕韦）之前，而室宿原本与奎宿同为一体，后来才分化出来并继承了猪的形象。

那么，要追溯《淮南子》中所谓怪兽封豨的渊源，自然就与猪、豕韦有莫大的关系。

天上星宿与诸神其实是人间的映射，比如这个豕韦，不仅是室宿的别称，在历史上也有过同名的国家。

夏代太康当政的时候，有穷国的后羿政变篡位，史称太康失国，八年后还政于仲康，再然后羿被自己的小弟寒浞灭门，寒浞代夏后又继续追杀了仲康之子相，“灭夏后相”。相的遗腹子少康死里逃生，流亡一段时间后东山再起，最终灭了寒浞复国成功，史称少康中兴。

太康、仲康、少康，这些名字很陌生吧？找个参照可能会亲切一点。

民间传说里发明酒的是杜康，酒神杜康还成了酒的代名词，比如曹操吟过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个杜康就是指美酒。

杜康其人又是谁呢？当然了，毕竟只是传说，这是有多种版本的，而其中一种，说夏代这个中兴之君少康就是发明酒的那个杜康。少康，姒姓，又名杜康，姒相之子，夏朝第六代君主。

无风不起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说比附，是因为少康的经历确实提供了酒神这一人设所需要的背景——他在逃亡并复国的过程中，曾先后做过有仍氏的牧正、有虞氏的疱正，所谓疱正，也就是御膳房的头儿。

太康失国后，经仲康、相和少康三代，前后有近百年时间，等到少康中兴，夏代才又重归正朔。

就在少康复国之后，豕韦这个名字出现了。

复国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姑苏慕容也梦想着复国，可那不过是镜中月的空想水中花的痴梦，大燕飞了就回不去了，反倒白白荒废了神仙姐姐的一片痴情。

比起慕容复的悲催，少康可谓大运不竭流年得利，当然了，复国成功，必然有赖于各个诸侯国的响应和帮助，这其中有个彭国就勤王有功。

于是登上大位以后，少康投桃报李，又把彭伯的弟弟元哲封到了豕韦国。彭伯和元哲都是大彭的孙子，大彭即传说中活了八百岁的那个彭祖。如《列子·力命》有载：“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

于是，元哲的豕韦国和彭伯的大彭国就此成为夏代两大诸侯，元哲后人又以国为姓，这就是韦姓的起源。

元哲的封国豕韦在哪呢？现河南滑县一带。如《新唐书·宰相世系四》有载：

滑州即滑县，元哲被封的豕韦就在河南滑县一带，对此历代多有记载，如：

东郡白马是秦汉时的区划设置，白马县故城在今滑县东十公里。

夏代由少康将元哲封到豕韦国，而且其后裔以国为姓发展为韦氏一族，但豕韦之名并不是少康的发明，更不是元哲一系的专属。

比如说，夏商周三代，豕韦国就曾经数易其主，但豕韦一直都还是豕韦。

从少康起，豕韦先是元哲韦氏的封国，到夏朝第十四代（或说十六代）孔甲的时候，出了个刘累很得天子赏识，于是老刘家取而代之成了豕韦国的主人。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扰龙的扰，是驯养之意，至于这里的龙是什么动物歧义颇多，本文就不旁生枝节了。

刘累得了御龙氏的称号，可惜好景不长，一不小心却把孔甲的宝贝龙给养死了。估计刘累跟豢龙氏学扰龙也是学艺不精，所以心下一琢磨，伴君如伴虎，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干脆撒丫子跑吧。

刘累跑了，孔甲倒也没再追究，只是就撤了御龙氏的封号，仍然把豕韦国交回给了元哲的后人。

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后又是几起几落，一会刘累后人得了豕韦国，一会元哲后人又复国了，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这是说元哲一系在夏代孔甲时期养龙那个刘累跑了以后复国，但等到商汤伐夏桀，因为刘氏帮着商汤灭夏有功，所以殷商初期豕韦国又被刘累后人占了去。

再如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曹魏贾逵之说：

这是说商初刘氏因战功被封到豕韦国，但不久又被商王朝抛弃，大概是为了彰显新朝气度吧，又把元哲后人给找了出来，于是元哲之后再次复国。

不幸的是，到第二十三代商王即武丁时期，元哲系的豕韦国以及本家的大彭国错误判断形势，搞个全民公投后宣布独立，不称臣不纳贡，结果被武丁一顿胖揍，王师所至，灰飞烟灭，于是豕韦国的老熟人刘累一系重又取而代之（夏商周断代工程，武丁在位于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

同样的故事继续上演，商灭夏，刘家站队成功；周灭商，韦氏又选对了历史的方向，于是，周武王分封天下，韦家又回归祖上故地豕韦国。

总之，城头变幻大王旗，元哲和刘累这两家就这么此起彼伏数百年，但不论主人是谁，豕韦之名都没有改变，直到东周赧王时期，这就已经到战国了，豕韦国才被鲁国吞并而不复存在（周代时的豕韦国已迁移到山东境内）。

由此可见，豕韦作为国名，并非韦氏专属，也不是夏代少康的发明，很可能在少康之前就已经有了豕韦的存在。

没错，这并不是猜测，先秦典籍里就有蛛丝马迹。

我们知道，豕和豨，都是指猪，封豨和封豕是一回事，同样的，所谓豕韦，和豨韦也是一回事。

豨韦，可远比豕韦更加历史悠久。

《庄子·大宗师》有一段讲道的话：

在庄子笔下，他列举了很多个往古以来得道的圣人，排在第一位的，恰恰就是这位籍籍无名的豨韦氏，而伏羲、黄帝、颛顼、西王母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全都排在他后面。

由此可见，这个与猪有关系的豨韦氏，其渊源甚至还要比后世传说的三皇五帝更加久远。

这是古人在编故事吗？毕竟伏羲黄帝等究竟是人还是神几千年来也还没人说得清楚，更遑论什么豨韦。

不过，好在猪这种动物并不是想象出来的，真正的龙无处可寻，而现实中的猪却和人一样必定会留下痕迹，所以，考古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和答案。

前面我们说过，猪的形象最初是被赋予北斗七星和北天极的，而我们知道，这一片星空是诸天星宿围绕旋转的中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天人相应的体系里，这片区域对应的是天子和皇宫。

显而易见，猪曾经有着非比一般的地位。

其实最简单也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沿用至今的汉字。比如家，宀+豕，就是屋下有猪。人活着的时候有猪为家，人死了同样也还和猪有关，比如土葬的坟又称为冢，冖+豖，豖是豕多一点，这不还是猪嘛，只不过把猪的脚给绑起来了。

没错，事实确实如此。

两汉尤其是东汉时期，普遍流行逝者手中握猪的葬俗，也就是把玉猪或石猪放在手里握着作为陪葬。

往上追溯的话，殷商时期甚至是用真的猪作为陪葬，一般多用小猪。之所以用小猪，想必那时候也没有生长素催肥药之类的，养大一头猪至少也得花一年的工夫，费这么大劲最后却拿来埋掉，委实太不经济了。

用活猪殉葬的传统其实由来以久，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多有发现，既有殉葬的猪，在各种用具和礼器上也经常能见到猪的形象，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安徽凌家滩遗址的双猪首玉鹰（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300年）、良渚文化超大号的石猪（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等。

比起商代的小猪殉葬，上古时期可能更为大方，比如内蒙东部的兴隆洼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400年，在这里的一座墓葬中就既有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丰富的随葬品，也有猪的存在，而且是一雌一雄两头大猪。以下引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

从猪骨长度可知，这可不是两头小猪崽，其占用的墓室空间也很可观，算得上与人是平分秋色，要是掉换一下角色，从猪的立场来看，到底谁殉葬谁还真不好说。

猪的地位不同一般是显而易见的。

猪有野猪家猪，野猪已有数千万年历史，在人类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肯定就和野猪打过交道，至于几千年前那些与人一起长眠地下的猪，应该算是家猪，即便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完成驯化，那也最起码是被人圈养起来的野猪。

那么，猪又是什么时候被驯化进入人类生活的呢？

在欧洲，猪的驯化最早见于土耳其东部地区，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东亚地区对猪的驯化，几乎同时。

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遗存，有研究确认已是家猪，其年代上限为公元前7000年（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

又如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猪化石，鉴定发现，这些猪已经有过较长时间的驯养，可确认为家猪。对骨骼标本进行碳14测年，其年代为公元前7100年（士250年，漆招进《桂东北漓江流域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及其分期》）。

公元前7000年左右家猪在中国境内出现，随后逐渐传播到各个地区，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经发掘出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家猪骨骼。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化，最早的应当是由狼而来的狗，比猪的驯化早约一千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

至于羊，在世界范围内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在伊朗，时间也在一万年前，与狗的驯化时间差不多，但中国境内的羊，则要晚得多得多，就目前的发现来看，羊的出现要晚于猪三千多年。

中国对羊的考古发现，已知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甘肃、青海一带，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000年；最早的山羊就更晚了，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年代已到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

从文字来看，豨是猪，羲则与羊有关，那么，回到上面说的庄子对上古得道圣人们的排序，豨韦氏排在伏羲氏的前面，确实符合猪和羊的驯化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时间先后。

能说这只是巧合么？恐怕不能。

这恰恰说明，上古神话中那些人物如豨韦、伏羲等未必真是某个具体的人，但他们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真实的，各有对应的族群存在也绝非虚构。

所谓神话中的史话，其意义也就在这里。如果把神话完全归于文学创作和想象，难免有思维简单态度粗暴之嫌，况且即便是文学，那也还有个源于生活的基底。

比如豨韦氏，必然与猪的驯养有关系，反映了上古先民逐渐把野猪驯化成家猪的历史进程，豨韦这个概念也只能在猪这种动物深度介入人们的生活之后才有可能诞生，其所指向的很可能就是最早养猪或者很擅长养猪的某个部落。

同样的道理，所谓伏羲，羲字与羊有关（上面为羊，下面有戈），可以反映出古人杀羊用以祭祀的历史阶段，那么伏羲这个概念自然得在羊出现以后。

有意思的是，目前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羊在五千年前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传说中的伏羲故里，呼声最高的恰好就在甘肃天水一带。

中国境内对猪的驯养开始于9000年前，就目前已知的考古证据来看，其分布一个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一个在广西桂林（甄皮岩遗址），两者的测年结果又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地方相距却有一千多公里，那么，是正好同一时期各自开始对猪的驯养还是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呢？如果是后者，这俩地儿又是谁先谁后呢？

如上所说，夏代开始就有的豕韦国在河南滑县一带，距离出土最早猪骨之一的贾湖遗址并不远，只有三百来公里。

贾湖遗址的猪与豕韦国的存在正好可以两相印证，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不过，能因此而说贾湖遗址的猪就要稍早于广西桂林甑皮岩的那个吗？

当然不能，因为庄子说的是豨韦氏，《淮南子》说的怪兽又叫封豨，虽然从文字来看，豨明显是由豕衍生出来的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豨本是楚国等南方地区对猪的称呼，那么，先有其音而后有其字也是非常合理的。

也就是说，豨字必然是在豕这个字产生以后才有的，但称呼猪为豨的这种叫法，无疑要早于文字。

如西汉扬雄《方言》所说：

对猪的称呼，南楚为豨，关东关西地区则称为豕。

关东西是哪呢？这里的关，指函谷关。闯关东的关是山海关，但那已经是明朝时候的事了。

历史上的函谷关有过两个，最早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的，在秦国东边，称为秦关，位于河南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距三门峡市约75公里，传说中老子西出函谷就是这个；西汉时期在洛阳新安县曾修过一座城关，也叫函谷关，这是汉关，在秦关以东150公里。汉关早已废弃，现在说的函谷关指秦关。

扬雄是西汉时人，那么，不论他说的关是秦关还是汉关，这个关东西无疑是在今陕西河南两省境内。

查看函谷关、贾湖遗址（出土9000年前猪骨）和滑县（豕韦国）这三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如图可见，豕韦国偏北，贾湖遗址在南边。贾湖遗址所在地区有可能受到南方楚地影响更多一些而把猪称为豨，而在滑县境内的豕韦国，受关东西地区影响称猪为豕的可能性则应该更大。

不过，毕竟这几个地方都相距不远，把猪称为豕还是豨其实很难分辨。

既然豨韦氏是一个比伏羲更为古老的概念，怪兽传说又有一个封豨，而且豨就是猪已经明确，那么，我们是否能再搞清封豨的封从何而来呢？

是的，封豨这个古老而奇怪的称呼或许可以给我们更靠谱的答案。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两幅西汉初年的地图，分别是长沙国及其南部地区的地形图和守备图，其年代为公元前168年。

在地形图上，长沙国境内的八个县和七十个里都有详细标准，但奇怪的是，广阔的岭南——那时还是赵佗趁秦末大乱而自立为王的南越国——却空空如也，只标注了“封中”二字，连南越国的都城所在番禺都没有标在上面。

这幅地图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广东广西所在的岭南地区曾经被称为封中。

就像汉中一样，汉是汉水，汉中即指汉水流域这一带，所谓封中，自然得名于封水。

封水，就是贺江，又名封溪，发源于广西富川，流经广西贺州再一路向南，由广东封开县境内注入西江，全长仅352公里。

现在的封开只是一个普通的县，但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却曾经是繁华之地。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把岭南地区分为九个郡（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在封开这个地方置广信县，是整个岭南九郡的首府以及交趾部的衙署所在地。

从广信县沿贺江北上，汉武帝在封水流域这片面积有限的土地上密集地设置了六个县，而整个南海郡也只设了六个县，其面积更是封水流域六个县的五倍（陈乃良，《封中及其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可见西汉王朝对这一区域的极大重视。

之所以如此重视，自然是得益于其地理位置。沿贺江北上，这里是沟通岭南岭北的交通要道；沿封水向南，汇入西江后则可直达南部出海口；在东西方向上，封开又是两广之间的门户，事实上广东广西的得名就来自汉武帝在这里设置的广信县，广信以东为广东，广信以西为广西。

由此可见，封水流域曾经是岭南地区的中枢，而发现了9000年前家猪遗骨的广西桂林甄皮岩，就在这片区域的边上，由桂林到封开，和豕韦国到贾湖遗址一样，也只有三百来公里。

所以，莫非封豨的封就来自这个封水的封？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猪很可能是封水流域的先民北上迁移传播的结果。

在这个北上的过程中，不仅带去了驯养猪的技术，而且出于对故土的记忆和怀念，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封豨氏的故事也就这么诞生了。

不过，疑问仍然还在。封豨的封可能来自封水的封，那么，封水又为什么会以封为名呢？

封，按《康熙字典》的解释，一种意思就是大。所以，所谓封豨，也就是大猪。

但是，封释为大，《康熙字典》所给出的示例似乎并不妥当。

比如，其引用《诗经·商颂·殷武》：

这几句诗大意是说：商王秉天命治理四方，天下百姓敬谨端庄。施政赏罚各有度，勤政为民从不怠惰。王命下达诸侯，四方封国尽享幸福生活。

封建厥福的封，被《毛传》解释为大，但这里的“封建”显然不如解释为“封邦建国、诸侯城邦”来得顺畅。

再比如，其举例《尚书·舜典》：

这里的封释为大，其实也不恰当。

道理很简单，封十有二山，前面是肇十有二州，后面是浚川。肇，是肇始；浚，是疏通。也就是划分天下为十二州，疏通河道的意思。

显然，肇和浚，都是动词，所以，中间的封，没理由解释为大。封十有二山，应该就是历代帝王所热衷的封禅，也就是一种祭祀。

既然封释为大并不准确，那么，封豨自然不应该是大猪的意思。

封的本意是什么呢？

按西汉许慎《说文》的解释，封，就是诸侯们的封地封国，并按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其封地面积各有不同规定。

比如元哲被少康封到豕韦国做国君，豕韦国就是元哲的封国。

再来看封的写法，在甲骨文里，其字形俨然就是一棵树。

没错，封的本意就是在边界上种下树木，也就是植树封疆以为界，如《周礼·地官》有载：

从《周礼》可知，天子的王畿四周、诸侯的封国以及城市四周，都要植树为界（这段话本意是在社的周边植树，社是古代祭祀的地方，是立国的象征）。

由此可见，封的本义，其实就是在四周植树以为边界，引申出分封、包围、封闭等意思也很顺理成章。

换句话说，封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边界，其次，封与王权相关。

那么，封水的封，又是什么的边界呢？

真是无巧不成书，封水（贺江）在封开县境内注入西江的地方，其纬度为北纬23.436°。

北纬23.436°，正是北纬23°26'，有点眼熟不？

没错，这就是北回归线啊。

北回归线，不就是太阳周年运动在北半球的边界么？

每年的夏至，太阳将运行到北回归线并在正午时分直射这里，此后将逐渐向南回归，直到冬至时到达南回归线然后再折回向北。

另一方面，古代王权的形成与天文历法有着密切关系（请参看前文《岁戉如一：王从何处来》），太阳作为创制历法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其年度往返的北界用封字命名显然也是非常合理的，而这个位置又恰好有一条古人栖居重要河流的终点，于是，封水的名字也就应运而生。

封水的得名竟然是来自对太阳的观测。有点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恐怕事实真就如此。

当然我也承认，这只是个人的一种推测。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封水的封是公元前7000年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驯养家猪的那一代先人们就做出的命名，还是在后世天文观测逐渐成熟后才产生的呢？

从关于《易经》的传说来看，八卦由伏羲所创，而八卦的产生来自古人的历法实践，创制历法的天文观测最初指向的正是太阳。

上面已经说过，羲字与羊有关，中国的羊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3600年，也就是说，如果公元前7000年的先人们已经发现了北回归线，那么，到伏羲的可能时代就已经有了3000多年。另一方面，观测到一年有366天，又晚到尧的时代才完成（《尚书·尧典》），这就已经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

如果说公元前7000年养猪的先人们已经认识到北回归线，那么，对一年长度的观测所花的时间未免就太过漫长了。

所以，更合理的可能是，封水的封是在持续的天文观测中发现北回归线以后才有的命名，而在封水流域开始养猪的往事在北迁中原地区后仍然代代相传并未遗忘，于是，随着封水之名的诞生，封豨的故事也就呼之欲出了。

比如《山海经》里的“日中无景（影）”，即夏至正午阳光之下没有阴影，这就是北回归线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现象，至于发现这一点的具体时间就很难估测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最早的家猪出现在9000年前，而中国境内的农业如水稻的种植可有着10000年以上的历史，比家猪的出现还要更早。

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上山等遗址都有发现水稻遗存——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年代距今约1.8万-1.4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上山遗址在陶胎中发现了稻壳遗存，经测定属于栽培稻范畴，该遗址年代为距今11000-9000年。

因为农业生产与季节时令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即便是现在，也不可能把农业生产全都放到温室大棚里去。在苍天之下春种秋收就必须得讲时令，要是误了农时，很可能就会颗粒无收。所以，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必然产生要了解并掌握天时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就必然会催生出历法的创制，也就是说，很可能从10000年前开始，东亚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观测。

这也正好可以印证庄子所说的豨韦氏要早于伏羲，进而也就可以推知，虽然有伏羲画卦的传说，但八卦的发明，应该在伏羲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

至于公元前7000年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养猪的那些先人，他们并不孤单，封水流域在西汉时期成为岭南的代名词（封中）也绝非偶然，因为在封水流域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岭南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

在距离封水终点30来公里的黄岩洞里，曾发现两枚人类颅骨化石，其年代为距今11930年（±200年）。

而黄岩洞旁边的垌中岩人则直接刷新了岭南古人类的纪录，在这里发现了三颗人类牙齿化石，其测定年代为14.8万年（±1.3万年），比300公里外位于广东韶关的马坝人还要早1-2万年。

如果说只是三颗牙齿还不足以证明封水流域14.8万年前的垌中岩人与现代人类具有传承关系，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沿着封水北上穿过南岭群山，在湖南道县福岩洞所发现的47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则已经具备了 完全的现代人形态特征 ，其年代为距今12-8万年，这是世界范围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甚至比欧洲和西亚还要早上至少3.5万-7.5万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吴秀杰发表于《科学》，2015年）。

查看地图可见，从封水的终点到湖南道县福岩洞，其直线距离不过250公里。

从14.8万年前的封水垌中岩到12-8万年的道县福岩洞，从1.2万年前的封水黄岩洞到9000年前的桂林甑皮岩，这些古人类的遗迹恰好分布在封水流域及其周边。不难想见，西汉时人将岭南地区冠以封中之名，与数千上万年来先民们在封水流域繁衍生息的历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久远渊源。

所以，应该有理由相信，除了桂林甑皮岩，在封水流域也许还会发现9000年前甚至更早的猪骨化石；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还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发现观测太阳的天文台遗址——当然，这真就得靠运气了，毕竟立竿测影这事儿其实只需要一根棍子就足够，未必会留下什么遗迹。

不能算吧！顶多算前辈

猪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已有3600万年的历史，比人类要"老"10倍。

众所周知，家猪?Sus Scrofa Domesticus　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　，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　，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　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　。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简写为mtDNA　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简称RFLP　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　、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猪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phism DNA，简称RAPD　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中国猪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　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 Period　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