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神木的文化

神木历史悠久。县境内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建制始于秦汉，而后或郡或县相沿，从明代称神木至今。因地理位置重要，史称“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抗辽英雄杨业父子曾驻守于此，抗击侵扰，雄踞一方，英雄业绩，流传千古。北宋河东宣抚使范仲淹曾到此巡边，写下了著名的《留题麟州》和《麟州秋词》。神木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1927年建立了党的组织，1934年创建了红色政权，开辟了陕北神府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成长了王瀛、汪铭、张友清、王兆卿、贾拓夫等一批民族英杰。神木地理地貌独特。县境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以明长城为界，北部为风沙草滩区，占全县总面积的51%；中南部为丘陵沟壑区，占全县总面积的49%。全县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2876小时、气温8.5℃、无霜期169天、降水440.8毫米。黄河流经县境98公里，窟野河、秃尾河由西北向东南注入黄河。县境西北部有46个内陆湖泊，其中神湖（红碱淖）总面积54平方公里，储水8亿立方米，是陕西省最大的内陆湖，也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神木县地域广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炭、石英砂、天然气、石油、铁矿和石灰石等，其中以煤炭储量为最。随着神府煤田的大开发，神木逐渐成为西部投资的热土。从“八五”到“十五”的15年里，神木境内各种投资高达300多亿元，经济发展速度年均超过25%，2005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80亿元，财政收入19.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7亿元，跻身于西部百强县行列。2008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90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71.4亿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6.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0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028元。成为陕西省第一个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百强的县。在2009年公布的西部竞争力百强县评比中，神木位居西部百强第5位，全国百强第59位。

神木地形多变，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南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窑洞，大枣，陕北民歌是其象征。北部是沙漠草滩地貌，长城横贯其中。境内有黄河，窟野河，秃尾河等河流。主要的旅游胜迹有神湖

神湖又叫红碱淖，位于神木县西北部神府、东胜煤田腹地。1995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红碱淖的"淖"是蒙古族语，意思是水泊、湖泊。 神湖 景区似三角形，东西最宽处10公里，南北最长处12公里，水面面积67平方公里。属高原性内陆湖，足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二郎山，俗称西山，也称“驼峰山”。 二郎山 位于榆林神木县城西1公里处。二郎山山势蜿蜒跌宕，巍峨险峻。窟野河、秃尾河会流于山前，雄伟的长城穿行于后。西边沙石相间，一片果林，东面石壁陡峭，松柏挺立。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皇帝支神木时曾来此山,他观山状如似笔架，所以将此山御此日：“笔架山”。后来文人学士来此，有观其貌似驼峰，故多称：“驼峰山”。在二郎山前后相距1公里多的山脊上，因地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100多座殿、庙、亭、阁，如八仙洞、地藏洞、三身佛洞、浩然亭、二郎庙、诸神殿、三教殿、玉皇阁、娘娘庙等。这些古建筑疏密相间，形体各异，布局合理，虽险若固。其间尚留有完整的石刻九龙照壁和石刻卷顶一处，还有壁画2幅、碑石10余通，以及石刻楹联、题字等。这些石刻，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史料价值。由于二郎山的山势雄奇秀丽，古建筑如串珠般遍布在1公里多宽的山峦上，多姿多彩，所以它闻名于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省（区），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成为一方胜境。天台山

天台山在神木县境贺家州镇东男方向距县城65公里。山高险峻，巍峨挺拔。黄河和窘野河从东西两侧依山流河。山水相映，景色壮观。天台山庙群主要分布在前山与后山两处。前山为崇峰寺，后山为天台诸神殿，两山南北相望，互为呼应，云蒸霞蔚，势若龙腾。崇峰寺创始于北魏元太和年间，天台诸神殿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后经历代增置修茸，渐成宏大规模，是历史悠久享誉塞上一方宗教圣地。天台山不仅有美丽的神奇的传说，而且有志士仁人英勇斗争的革命故事。1963年春，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时，就驻扎在天台山寝宫殿，胜利地指挥了攻占山西罗口的战斗，给天台山留下不朽的史话。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名将贺龙、关向应以及国际友人白求恩等曾等上天台山驻足观光，缅怀先烈，在天台山流下英雄的足迹。

高家堡古城

高家堡古城，唐属丰州地，旧称飞鸦川、弥川。城池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原隶属佳州，清末划归神木。 高家堡古城 该城位于神木县城西南海50公里的秃尾河东岸，西北距明长城约5公里，原为夯筑土城，万历三十六年（1608）用砖包砌，清乾隆十五年（1750）、三十三年（1768）两度重修，后多次修茸。该城平面呈长方形、东南墙均长311米，南北墙均431米，残高6.5—9.1米，基宽7.52米。城墙上部建有1米高的女墙，间有垛口、嘹望洞。北城头修有三官楼，东南角建有魁星楼。现除魁性楼、女墙、垛口、嘹望洞被坏外，其余的均保存完好。另东、南、西墙各辟一卷门，并筑有瓮城，现城门的敌楼、嘹望台和南门已破坏。城内原有的中兴楼（1988年被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财神庙、五道庙、祖师庙、西门寺、贞节牌坊等古建筑，现仅存中兴楼和财神庙，城内街道以中兴楼为轴心，向东西辐射为东西街，向阳北南北辐射为南街和北巷。明、清到民国初，南街最为繁华，至今大部分铺面保存完好，东、西、南街各通有巷道。居民建筑群为典型的北方构筑风格。既有四合院，如北巷的李家大院；又有前庭大院，如东街的卢家大院、西街的韩家大院；还有楼院，如十字巷的李家楼院，同心巷的刘家楼院等。高家堡古城是神木县乃至整个陕北较为完整的一座城堡，且有独具特色的保护价值，神木县人民政府已拟定将该城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家城

杨家城位于榆林市神木县城东北约20公里，即古麟州。该城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五代至宋，州刺史杨宏信，长子杨重勋（重训）和孙杨光，世守麟州；次子杨业和孙杨延昭，都是宋代名将，北拒契丹，称雄一方。世人怀着对捍边英雄的崇敬心情，改呼此城为杨家城。城东南约70米处，原有松树3株，年久树老，枝柯相连，须两三人合抱，后人以神松呼之。金以此名曰神木寨，元以后因此命名神木县，城址旧貌犹存。城周景致幽闰，有诗云：“一径开溪畔，孤村仅几家。山花学带雨，野柳暗藏鸦。路曲分樵牧，冰澌咽石沙。相看不倦处，前路暮云遮。”

凯歌楼

凯歌楼于明弘治五年（1492年）建成，原名怀德门。正德十年（1505年），明武宗巡视榆林曾住此楼，后改名凯歌楼。此楼台高8米多，南北长30多米，东西宽20多米，楼下门洞南北贯通。楼上中部建二层木楼，四角有钟鼓小楼，东西有配殿。文革时被拆，现依样重建。

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民俗学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光、热、水、气、土壤、生物、地质、地貌等多种因素对于众多民俗事象也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表现在民俗形成的初始阶段，也可以贯穿在民俗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同时，地球表面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性也是导致民俗区域性特征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地理环境因素对民俗的影响既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也具有主导性的特点。综合性是指各种生态因素在影响民俗形成、发展过程中绝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全面地、综合地发生作用；同时，一个区域内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也绝不是表现为对某一个地理因素的专一适应，而是表现为对影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整体上的综合适应。主导性是指各种自然地理因素对民俗事象的影响程度不具有等值性，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地质地貌等因素都有可能在特定区域内成为影响民俗事象的主导因素，对区域民俗的基本特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与民俗事象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每一个生态因素都对众多的民俗事象发生作用，每一个民俗事象又会受到多种地理因素的影响。其宏观的相关关系可以图1表示。

二

气候因素是影响民俗事象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最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之一。我国从南到北可划分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热量带，自东到西又可以区分出湿润带、半湿润半干旱带和干旱带，水热条件的各种组合形成了我国极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气候区。

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由于光照、温度、降水、湿度、风等气候要素千差万别，因而对民俗事象也产生了不同的综合影响。例如因气候条件不同，我国原始人类就有“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的“古之遗俗”。即使是在近现代，我国传统民居也仍然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例如在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光照强烈、降水稀少、温差大、风沙多，故而形成了屋顶平、墙体厚、冬季保温、夏季防暑的“平顶土房”；而在南方地区由于气温高、降水多、风力弱、湿度大，则形成了屋顶陡斜、四壁透风、房体高架、上下分层的干栏式“竹楼”、“木楼”等民居类型。

另外，由于气候条件不同，在我国长江以南形成了稻(民俗)文化区，而在北方形成了麦(民俗)文化区，而在不宜发展农耕的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区则形成了游牧(民俗)文化区。

在诸多的气候因素中，温度和降水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它们的组合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基本的气候特征，因而对物质民俗的影响尤为重要。

例如在居住民俗中，屋顶的形态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全年温度高而均衡、降雨量大的热带地区，屋顶形态呈尖锐的“△”形，它既有效地减少了受光面积，又使屋内的热量积聚在室内上部，保持了屋内凉爽，同时还有利于迅速排除屋顶水分；而在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屋顶形态则呈较平缓的“△”形或斜长的“一面坡”形，既增加了受光面积，使冬季比较暖和，同时在夏季也比较凉爽，雨季到来时还可以及时排除水分；在干旱地区由于不必要耽心降水的经常性侵蚀，所以屋顶常常是“一”字形，而且复土较厚，四璧墙体十分厚实，窗户也比较小，这样屋内就可以达到冬暖夏凉了(见图2)。北方地区的传统民居内都有火炕、火墙等取暖设施，并设双层窗户以利保温，而南方的传统民居则只置一火塘，窗户也多为一层。

又如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他们在夏季搭建蒙古包时往往把围墙束得较紧，使包顶升高，倾斜角度加大，既可降低室内温度，又有利于包顶排水；而在冬季搭建蒙古包时则把围墙放宽，使包顶降低，倾斜角度减小，这样一方面可以积蓄热量，增加室内温度，还有利于防风(见图3)。

再如生活在南方的人们，由于气候湿热，食物难以保存，因此旧时饮食大都小碟小碗，一次食净。对于一时难以食净的食品常有腌制的习俗，如侗族的“酸食”、京族的“鱼露”、傣族“花腰傣”的“酸肉”、“酸辣菜”、瑶族的“鸟酢”等。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由于气候干寒，食物不易腐败，故炖菜、烩菜食风颇盛。为长期保存还可以制成干菜、干肉、干鱼，夏季也不例外。

三

泉、溪、河、湖、海洋等水文因素在民俗文化中也有重要的意义。在江南水乡和东南亚地区的河湖水边，常可见到半依陆地、半悬水上形态各异的水上房屋，有的甚至屋屋相连形成水上村落。有的渔民为了生产、生活方便，干脆把房屋建在船上，形成了流动的“船屋”。还有的渔民在水中木柱上搭建“水上禾仓”，既可以看护鱼塘，又可以当作放粮食的仓库。

水文条件对饮食习俗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淡水河湖周围的人们以青、草、鲢、鳙等淡水水产品为食，而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则以黄鱼、带鱼、乌贼、鱿鱼、海参等海产品为食，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方法。

在服饰习俗上，生活在东北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喜穿保温防水的鱼皮服装，而生活在南方海边的渔民则穿着宽松肥大，打赤脚，以利在船上捕鱼作业。

水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与陆地生产有明显的不同。船、网、钩、叉、镖等是最常见的捕鱼工具，仅鱼网就有撒网、拉网(拖网)、抄网、挂网等许多类型，复杂多样。水文条件对交通习俗也有重要影响。例如船、排(木排、竹排等)、筏(羊皮筏、牛皮筏、葫芦筏等)等都是带有地方特色的水上交通工具。为了跨越水体，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桥，例如藤桥、索桥、木桥、石桥、铁桥、风雨桥等等。因在水面上生产其危险性要比陆地上大得多，所以形成了许多渔民特有的祈祷、祭祀和禁忌习俗。例如“祭海神”、“洗船眼”、“祭海关菩萨”等祭祀活动和忌讳说“翻”字的习俗等。

四

自然地理因素中的土壤条件对民俗事象的影响容易被人忽视。实际上土壤的机械组成(质地)、物理化学性质等方面的特性对民俗事象的影响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了解了土壤肥力的重要。人们先用刀斧把树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焚烧，使灰分元素回归土壤，以增加地力。在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地区，在农业上有撂荒轮作的习俗。这一方面由于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经过几年耕作后，土壤质地因表层细土被风蚀而变得粗糙，土壤有机质含量迅速降低而导致不得不弃耕轮作。再如，在我国南方有往水田中施撒石灰的习俗，这是因为南方的土壤多属于酸性或强酸性的红壤、砖红壤，酸碱度(PH值)多在5.0左右，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危害，而施入一定量的石灰后则可以减弱这种危害。

在西北干旱地区由于降水极其稀少、蒸发量极大，加上风力强劲，所以土壤表层的有效水分含量很少。在一些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农民创造了种“砂石田”的习俗，即在原土壤表面再覆盖上一层粗砂或砾石，降低了土壤颗粒表面张力，减弱了表层土壤水的蒸发过程，为干旱地区从事种植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在砂质土壤上打井，由于土质松软、井壁易坍塌而难以掘成井筒。人们就先用柳条编成园形井筒放在地面上，打井人站在筒内一边将筒内沙子挖出，一边把柳条井筒往下放，一会儿一个“沙井”就挖好了。还可以在井筒外边再充填一些杂草，阻挡沙子从井筒的缝隙中流入，使井的使用寿命更长一些。后人用水泥管打“沙井”，基本也是用这种方法。

五

不论是采集、狩猎还是种植业、养殖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对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据研究，在距今4万年前，我国原始渔猎经济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居民就已经形成了定居的以种植业和饲养业为生的农耕生活。生物因素作为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其种类、群落的区域差异无疑对各种民俗事象的形成、发展、演变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民间在利用植物、动物资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地区性特点，已经在民居、服饰、饮食、岁时、农业生产、交通、民间手工艺、祭祀信仰等诸多民俗事象方面成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瑰宝。例如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在秦岭淮河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形成了“稻文化”区，而在以北地区则以种植小麦为主，形成了“麦文化”区。在林区南有“竹文化”，北有“桦皮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饮食习俗方面，“手抓肉”、“烤全羊”、“蒙古八珍”、奶制食品、沙葱(一种百合科野生植物，其叶肉质多汁，可做馅鲜食也可腌制)、“哈拉海”(一种荨麻科野生植物，其春季的嫩芽可食)等具有突出的北方游牧民俗特色；东北的熊掌、猴头蘑(一种真菌类植物)、犴鼻、飞龙(即榛鸡)均可做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佳肴；而广东的“龙虎斗”(用毒蛇、老猫、小母鸡烩制而成)，侗族的“虫蛹菜”，侗族和苗族等民族的酸食习俗，傣族的“竹蛹”、“蚂蚁蛋”、“沙蛹”，独龙族的“董棕粉”，布朗族的食鼠习俗等则具有我国南方不同的地方饮食特色。民间饮茶除了饮用茶树(一种山茶科植物)以外，各地区还有饮用代用茶的习俗。例如西藏地区常饮用“兰布茶”(用一种蓼科植物叶子制作而成)，西北地区常饮用“罗布麻茶”(用一种柳叶菜科植物叶子制作而成)、“枸杞茶”，南方地区还用冬青、枸骨、女贞等众多的植物作为代用茶饮用。据研究，仅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蒙古族民间利用的代茶植物就有14种之多，分别属于10个科。

在我国南方湿热地带，由于树茂林深，野兽出没，于是原始人类就形成了“树栖”、“巢居”的原始民居形式。即使是在居住条件改善以后，生物性材料在建筑材料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有利用作物秸秆的稻草房、麦草房，有就地取材的海带房、竹楼、木楼，有用牦牛毛制作的牛毛帐蓬，有用羊毛毡和木料制作的蒙古包、哈萨克毡包，有用森林中树杆、树皮搭建的“仙人柱”(也称歇人柱、撮罗子)等。

在服饰民俗方面，有用野生动物皮毛、植物纤维制作的各种衣物，有用动物骨骼、贝壳、羽毛等制作的装饰物、配饰物，有用植物汁液制作的颜料、染料等。

在交通民俗方面，马、牛、骆驼、象、犴(驼鹿)早已作为畜力使用；桦皮船、木筏、羊皮筏、牛皮筏、葫芦筏等也是具有民俗特色的渡水工具。

在宗教信仰民俗方面，我国古代民族很早就将熊、狼、龟、虎、蛇、鹰、鹭等动物作为图腾崇拜，或将一些名木古树作为神灵供奉。

六

地质地貌因素也是影响民俗形成、发展、演变的因素之一。地质过程中形成的岩洞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原始民居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近、现代民居中，地质条件对地区性民居习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就考虑了黄土缺乏层理、有明显的垂直节理和透水保温性好的地质特性；在山区常见的“石头房”就用块石、石板甚至用鹅卵石构筑房屋墙体，用石板鳞次铺盖屋顶，使房屋十分美观、坚实，不畏风雨，不藏鸟虫。难怪有些人文地理学家在考察山区石屋之后认为，“石屋几有超越民族界限而上之势，而成自然环境之附属体”。

另外，地质变化中形成的玉石、玛瑙、水晶、瓷土、陶土、粘土以及金、银、铜等多种金属矿物在各类民俗文化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宗教中雕塑佛像、开凿石窟也都十分重视选择适宜的岩石种类与岩性。

地貌条件也对民俗事象同样发生重要的影响。一些地理学家在很早以前就研究过山地村落的垂直分布规律。在地形倾斜的坡地，人们就地势在向阳坡建起“吊脚楼”、“千脚楼”，既省工、省料，又防风、防水。草原牧民在倒场放牧时，冬天一般住在温暖挡风的低洼地，并有积雪可以供给牲畜饮用；而到夏季则搬到海拔较高的丘陵山坡顶部，既通风、凉爽、干燥，又可防止蚊虫叮咬。在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区，气候条件随海拔高度不同发生明显的变化，农业生产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平原地带以种植水稻为主，在丘陵下部则开垦成梯田种植玉米，在丘陵中部种植茶树，而在丘陵顶部则栽种马尾松、杉木等经济树木，做到了因地制宜，合理安排。

在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山高谷深、地形崎岖而交通不便，于是形成了开凿栈道、架设溜桥、索桥、藤桥、铁索桥等交通习俗。由于地形条件不同，对外联系交往程度不一样，封闭的山地地区多出现同姓村落，而开阔的平原地区则多为亲族村落和杂居村落。在宽广坦荡的草原地带，出现了浑厚、舒展、婉转起伏的“长调”等民歌形式，而在沟壑纵横、地形破碎的黄土高原，则形成了曲调明快、抑扬顿挫的“爬山调”、“信天游”等民歌形式。

综上所述，人类生存繁衍的过程就是对自然地理环境不断适应和利用的过程，作为反映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稳定传承的历史文化现象——民俗，生态地理环境对其形成、发展和演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开展民俗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入研究民俗事象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地域分异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人地关系系统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