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路生的人物评价

甘守寂寞为科研痴迷——《中国教育报》

风劲正是扬帆时，面对国家的需求与人民的期盼，他们不敢有半点松懈。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植根江西这块红土地，黄路生和他的创新团队胸怀天下，情系民生，开拓进取，不断创新，以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实现着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改善百姓生活保障国家肉食安全的人生梦想。——《中国组织人事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黄路生教授长期从事家猪遗传育种研究，在猪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学基础及分子育种改良研究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性成果，为我国养猪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路生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现了1955年以来我省本土培养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新突破，这是黄路生教授和江西农业大学的光荣，也是全省科技教育界的一件喜事。——苏荣、鹿心社

采访黄路生，他的科研成果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更让我们由衷敬佩。黄路生的成功告诉我们——做人要诚。作为教师，黄路生注重为人师表，行为示范。做事要实。黄路生和他的科研团队耐住寂寞潜心学问，显得尤其可贵。做学问要精。黄路生已经“术业有专攻”了，但他从未一刻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精益求精、永不满足、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成就了今天的黄路生。——《江西日报》

张献斌的人物介绍

刘永行

山东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山东人亲切实在，这成了刘永行在山东不断加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1994年，刘永行同其他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发起了旨在扶贫项目开发的“光彩事业”倡议。进入山东12年来，刘永行的光彩事业项目照亮了山东9个地市。

12年间，刘永行在山东共投资了10个饲料厂和一个电解铝厂，还有一个正在建设的碳素项目，为山东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永行在山东12年不间断的投资与山东省工商联原会长刘志民有着很深的渊源。

刘永行进入山东扩张他的饲料版图时，老会长刘志民陪他跑遍了整个山东。甚至，很多项目都是由刘志民考察后告诉刘永行，刘永行说“就这么定了”。

两人如此深的渊源，还要追溯到12年前。

刘志民回忆说：1995年，全国工商联在山东省烟台市养马岛开会，他结识了同来参会的刘永行的弟弟刘永好。他邀请刘永好到山东各地走走看看，刘永好回去后将此情况告诉了刘永行。后来，希望集团产权明晰，一分为四。山东这部分区域划归刘永行。

不久，对山东有着良好印象的刘永行就派了投资部两个同志赴山东考察项目，由时任山东省工商联会长的刘志民亲自陪同。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汇报后，刘永行深受感动，他告诉工作人员“确定不下项目不要回来”。

由此，东方希望集团在山东的两个项目同时签约，即位于青岛平度的青岛希望饲料有限公司和位于济南章丘的济南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项目正式启动后，两个项目仅用100天就建成了。这也让刘志民感触颇深：尽管当时的东方希望集团已经颇具实力，但他们还是如此艰苦创业。工作人员住的是临时工棚，并且还透着风，但他们的工期依然很短，从这里看到了一个知名民营企业集团的管理及开拓能力。

由于正值饲料市场向好，加之东方希望集团产品竞争力强，其全部投资基本上在第二年就全部收回，当时利润1000多万元。

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刘永行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刘志民陪同他跑完项目后到了曲阜，两人一起到孔庙去看了看，当时有一只蜜蜂叮了他一口。刘志民和刘永行开玩笑说：“孔圣人在点化你什么？”刘永行后来一直就说，当时孔圣人在点化他在山东多投资，会有很好的回报。

在山东两个饲料项目成功后，刘志民向刘永行建议说，你应该到山东的贫困地区建厂，是不是可以到临沂去？刘永行欣然应允。

在刘永行的委托下，刘志民亲自赴临沂考察建饲料项目。不久，山东沂蒙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诞生。

其后，刘永行一口气在聊城冠县、菏泽定陶、德州市德城区和庆云县等地建厂，这些地方均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经济水平相对较差，而且投资地多在一些欠发达县的乡镇里。

刘志民回忆，由于当时去聊城冠县的路不好，济南到冠县需要走一个上午。但即使如此，这个项目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里建成了。

在冠县项目的成功投产，影响非常大，成了当地发展的重大推动力，支持并带动了一些企业前往当地投资。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说：“刘永行是个发酵剂，对当地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

“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发展这么快，刘永行起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刘志民说。

刘志民补充说，后来的年产16万吨的电解铝项目投资达15亿元，如此重大的光彩事业项目当时在全国是第一个。

聊城的电解铝项目即为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是东方希望集团与山东聊城茌平信发热电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集热电、电解铝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位于山东茌平信发希望工业园区，工程总投资15亿元，年产电解铝16万吨。同时配套310MW热电机组。该项目是东方希望集团开拓第二主业的第一步。

目前，刘永行在山东已经建成10个饲料厂和一个电解铝厂。在东方希望集团的饲料第一主业里，山东的饲料厂是最多的。截至目前，刘永行已经在山东投资几十亿元，项目分布在济南、青岛、德州、临沂、聊城、菏泽、东营、烟台等地投资，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刘永行有个经营理念是“三让”：让农民富裕、让市民满意、让政府放心。这“三让”在其投资的项目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刘志民说，让农民富裕是因为他生产的饲料质量好、成本低，为当地农民提供了畜牧生产的良好原料。并且，农民的玉米、麸皮、豆粕等农副产品还是饲料生产的主要原料，饲料厂向农民敞开收购，为农民创造了效益；让市民满意是因为他严格要求生产质量，市民可以放心吃上没有饲料污染的肉及肉制品；让政府放心是因为他从不偷一分钱的税。仅在山东，刘永行一年纳税就超过5亿元，让政府放心由此可见一斑。

“在山东赚的钱，我一分也不拿走，就地发展。”刘永行表示，“如果山东有好的适合我做的大项目，我随时愿意继续投资。” 刘永行

饲料业一直是刘永行的立家之本，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个产业上的规模扩张。

两年前，东方希望和新希望的十年之约到期，双方开始进入对方领地。刘永行投资1亿元在四川成都新都建设的饲料厂正式开业。这个工厂的产能几近全川饲料总产量的15%。未来东方希望的饲料厂建设将以长江以南为主，计划投资发展50家饲料厂，其中四川建厂为5到8家。

与其四弟刘永好一样，东方希望的海外投资也从2001年开始起步。刘永行很快就在海外拥有了6家饲料公司：越南5家，每家投资均为300万美元左右；新加坡1家，投资总额980万美元。目前海外总投资2500万美元左右。东方希望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计划在东南亚地区投资50家饲料厂。

刘氏兄弟的海外扩张跟国内饲料业逐渐衰落的背景有关。自19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饲料行业面临过度竞争的局面，上万家饲料企业的利润率逐年下降。国内饲料厂的平均利润率在1%到3%。东方希望的利润率也不例外，十几年来呈边际递减：起初高达30%，1995年为20%，1998年跌至8%，最低点的时候跌落至5%。

刘永行的解释是，整个行业的门槛过低，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刘永行对2007年的东方希望饲料销售依旧满意：“预计全年销售增长率达到40%左右。”通过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东方希望的利润率也可提高到5%~8%。

自2001年以来，整个希望集团就将研发重点转向高端饲料——由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按不同配方组成的预混合饲料，和国内三百多家外资饲料企业争夺饲料市场1%的高端市场。同时，东方希望集团在1996年就开始研发饲料中技术含量很高的赖氨酸，并掌握了生产技术，在包头建立了工业化生产的大型工厂。

其实刘永行早自1996年就看到了饲料业的不利前景。他一直在寻找与其相关的第二主业。这其中也不乏多元化的投资，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上海光明乳业等处皆有股份，但是一概笼而统之地归在东方新希望的“投资板块”中。在刘永行的产业划分中，东方新希望的产业为三块：饲料行业、第二产业、投资板块。

刘永行认为，第二产业必须与第一产业饲料业相互呼应，形成产业集群。在这一点上，台湾商人王永庆是最好的榜样。

他在去山西一家铝厂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灵感。起初，他是听说用便宜的晋煤发电搞电解铝，成本很低。但当他看到那火力发电的白色蒸汽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利用投资地的能源发电生产电解铝，而发电过程中产生的蒸汽可以生产饲料中重要的添加剂赖氨酸，而赖氨酸生产的废料又可以生产饲料和复合肥料，从而形成“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产业链，而这样的生产方式恰好就是当今提倡的循环经济。

2002年，刘永行开始进入铝电业，现在拥有3家铝电企业，包括一家氧化铝企业。其中作为标杆工程的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总投资将达百亿，2003年一期工程投产。 与其四弟刘永好相比，刘永行的投资领域要小得多。前者在金融、房地产、饲料业的上下游都颇有建树。他甚至进入饲料行业的下游养猪产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冷鲜猪肉及猪肉制品独家供应商北京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新希望就占有其60%的股权。

事实上，多元化还是专业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众多的企业。企业家们一方面对国际竞争力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专业化”的劝告频频点头，但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失败案例不胜枚举。

但刘永行却始终信奉稳健的投资策略。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有人建议他投资房地产，但他拒绝这样做。他的解释是：房地产挣钱太容易，不具有挑战性。在一本介绍刘氏兄弟发家史的《希望之路》的书中说，在1995年，东方希望也曾有过房地产投资，但是却陷入了一个投资陷阱。由此刘永行意识到自己的弱项是不擅长与官场打交道，在当时土地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做房地产很多交易不透明，太危险，不适合自己做。

而在资本市场上，1999年股市红火的时候，东方希望也曾用闲置资金进入一级市场打新股，但是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曾对媒体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他甚至拒绝上市。东方希望为什么不上市，基本上每个采访过刘永行的记者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刘永行解释说，之前做饲料业的时候，因为不缺钱，所以无需融资。“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他说。

现在进入重工业，铝电行业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毫无疑问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刘永行的解释是：“因为重工业投入大，跨度大，风险大，尽管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们不想用股民的钱去冒风险，甚至不想用银行的钱去冒险。”

事实上的确如此，从1996年开始，刘永行就开始为当时还不明确的第二主业积累资金。到开始投资铝电行业的时候，6年时间，他积累了几十亿的资金，在前期的铝电行业投资中，东方希望用的基本都是自有资金。

刘永行还将自己推崇的丰田管理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中，饲料行业建设一个新工厂的标准时间是一年左右，而东方希望的标准时间是3个月。“节下了九个月的时间，这九个月的折旧费、财务费、工资等都省了下来。这样我们就缩短了亏损的时间，加速了现金流的速度，”他说，“实际上也是变相融资。”投资节省一半，也相当于融资50%。

在包头铝电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的时候，东方希望用了一年时间，投入25亿，建成25万吨原铝生产规模并投产，投资和建设周期都是国际通行标准的三分之一。

但是恰恰是稳健的投资策略在关键时刻救了东方希望。在2004年东方希望铝电产业刚投产之日，恰好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时，正因为投资用的全是自己的资金，东方希望才避免了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我们看似很‘保守’，但这种‘保守’帮助了我们。”刘永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刘永行大举进入重工业其实异常激进。因为进入一个既需要高投入又受政策制约和存在垄断者的行业，意味着未来有不可预知的风险。

但刘永行认为，现在做企业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通过大产业，才能把我们的潜能极大地发挥出来。”他说，“帮助团队成长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企业为中心，一直处于拼命状态。在创业初期，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曾经沿街叫卖，使得整个家族渡过难关，但是自己幼时受伤的右腿因为使用过度失去根治的可能，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耳朵里总是一片叽叽喳喳的小鸡叫声。

这位亿万富翁对企业的迷恋曾经一度让妻子十分不满，在《我与永行》日记集中，这位妻子抱怨说，“我听到工厂产品供不应求就异常难受，巴不得产品卖不出去，我不希望丈夫这样拼命干事业。”但是后来她的思想又有了转变，在另一篇文中，她说：“真正追求事业的丈夫是值得妻子尊重的。”

张献斌，莲都区丽新畲族乡农技站原站长，1958年2月出生于莲都区泄川乡，1989年加入中国***。该同志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30多年，足迹遍及莲都区的雅溪、老竹、仙渡、丽新等地。2009年2月23日，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逝世。

张献斌在基层农技部门一干三十年，在农民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干”部——干起事来没日没夜，直到今年2月23日，张献斌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留下一本未记完的工作日志，还有53张总额达88700元的欠条－－那是乡亲们多年来从他处赊的农资款……

妻子常旭金说：“他 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豁出命去在工作。”接受过张献斌帮助的农民至今提起张献斌，仍会抹着泪说：“他走了，我们有一种贵重东西丢了的感觉。”

“张站长是为我们农民累死的”

丽水市莲都区丽新乡是个畲族乡，张献斌是丽新农技站第一任站长。

张献斌的忙，全记在他那本没记完的工作日志上。橘农家滞销的柑橘、种粮大户的油菜补贴、茶农新开采的春茶……去世前几天，张献斌脑子里装的全是这些东西。

胸闷了好多天，喘不过气来，小女儿张起平要他去趟医院，张献斌说，实在忙得没时间，天气开始转暖，农民家的橘子再卖不出去，就得烂在家里，他让女儿帮着买点感冒药对付对付。

2月21日，星期六，张献斌没歇着，一整天都在忙着联系柑橘贩运大户。贩运大户潘玉程说，21号一天，张献斌前后给他打了4个电话，求他无论如何第二天去白岸口村收购农户家滞销的橘子。

22日，星期天，张献斌依旧没歇着，他带着贩运大户，在白岸口村挨家挨户跑。村里的柑橘大户周永富记得，那天，张献斌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

23日一大早，头天晚上熬夜把全乡3000多户橘农柑橘销售情况重核并登记后，张献斌匆匆赶往区里参加水果产销汇报会。九点，车到区农业局门口，实在熬不住的张献斌，面带愧色地对同事说：“我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人在医院，张献斌心里惦记的还是柑橘。十点四十五分，张献斌忍不住又给莲都区农业局副局长林玉美打了电话。“林局长，有关柑橘销售和品种改良的事，我有了初步想法，等医院出来后，马上向局里汇报。”

说完这些十五分钟后，张献斌进了抢救室。23日下午4时5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抢救，张献斌因突发性心肌肉梗塞停止了呼吸。

“病人属于典型的过劳死。”参与抢救的丽水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方伟钧说，如果能早点来医院检查，结果应该不会是这样。

张献斌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守在门外的百余名同事和乡亲们哭成一片。老乡们哭着喊着说：“张站长是为我们农民累死的。”

双坑村是个产橘村，距乡政府驻地8.8公里，村支部书记赵友好说，村里百姓生产上有不懂的地方，打个电话给张站长，他立即会赶过来。“前年，村里开山建瓯柑基地，半夜放火烧山，结果张站长凌晨四点钟就来了。那段时间，张站长每星期要来村里两三次。”赵友好说，山里百姓有感激的话也不知怎么说，见了就觉得这干部亲切。

山村村的种粮户张永亮没事也爱给张献斌打个电话。“我们之间就跟兄弟一样，种田、种茶叶有不懂的地方第一个想起他。”张永亮说，家门口的稻田参加了病虫害统防统治，防治期间，张献斌早晨5点半就来，查虫量、观药效，天天如此。

从2007年1月到丽新农技站工作到去世前短短两年时间里，在张献斌不舍昼夜的带动和指导下，丽新乡新发展了茶叶500多亩，柑橘上千亩，参与统防统治的水稻亩产也从450公斤跃到了800公斤，茶叶、柑橘成了当地畲族百姓的经济支柱。

“他对农民总是慷慨的”

张献斌去世后，家人从他的遗物中整理出了53张欠条。每张数额都不大，年份却都有些长。弟弟张献华拿计算器一算，总额还不小，有88700元。

“这都是乡里乡亲从哥哥店里赊的农资款。”张献华说，当年基层农技站改革，鼓励农技人员创业，减轻国家负担，哥哥东拼西凑开的这家农资店，20年来成了乡亲们离不开的良友。

种子、化肥、农药先拿，写个欠条，地里收了卖了再来付钱。说是这么说，碰上个灾年或者是耍赖皮的，不来还钱张献斌也不会说什么。

“他对农民总是最慷慨的。”张献华说，哥哥开这个店近二十年，没赚过钱，每年除去租金和赊出去的款，落下的钱正好够一家人勤俭度日，可他对来赊账的农民却从来没说过不。

“有些打欠条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成了死账。”妻子常旭金说，对农民慷慨了一辈子，张献斌其实并不富有。“家里盖的毛胚房，等了20年才有钱装修。”常旭金唏嘘，临了，还未来得及入住，丈夫就先走一步了。

因为穷，当年张献斌入赘到常家，两人都没有办婚礼，以至于究竟何时结的婚，常旭金都有些记不清了。不过她觉得丈夫是个“大丈夫”，尽管话不多，但肚子里敞亮。

“每年过年前去赊账的人家里转一圈，账没收回来一分，还常常又掏钱给人家。”常旭金说，尽管自己也曾抱怨过丈夫，但看着丈夫受人尊重，她学会了理解。“别人借走，他再去借来，店里要周转，现在家里还欠着十几万的债。”

狮子山村的茶农雷根荣一直把张献斌当救命恩人。上世纪80年代就办过养猪场的他，一度是十里八村著名的万元户。因为好赌，挣下的家产输个一干二净，只留下两间泥房和老婆孩子四张吃饭的嘴。女儿读书想借100块钱交学费，邻里无人愿借。“大家看不起我，怕我烂泥扶不上墙，借了钱再拿去赌。”雷根荣说，就在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时，是张献斌帮助了他。

“他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不会再去赌的人，主动借钱借农资给我搞茶叶，无亲无故的还给我做贷款担保。茶叶种下去了，他又三天两头跑上来指导我。”雷根荣说，如今自己翻了身，年收入达到了7万多，这一切都是张献斌给的，因此每年第一杯新茶自己都留给张站长来喝。“可今年新茶还没下来，张站长就走了。”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雷根荣说，自己像丢了魂一样，哭了整整一晚上。新茶下来后，雷根容按老规矩，到张献斌的坟前给他沏了一杯。

在张献斌留下的欠条里，钟凤鸣的数额最大，有三万两千块。如今，钟凤鸣已不在人世，留下年近六旬的老伴雷海凤。一说张献斌，老人的泪水就止不住。

“献斌是我们家的大恩人。”雷海凤一开口，就得用手去擦眼角。钟凤鸣去世后，张献斌怕雷海凤孤儿寡母碍于原先的债务不敢再来赊账，专程跑钟家去了一趟：“有困难就开口，账先欠着不要紧。”走时还丢下2000块，给雷海凤上高中的儿子交学费。

“一心只为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要是斤斤计较的话，张献斌肯定觉得这一辈子特“亏”。1979年参加工作，在乡镇农技站工作勤恳勤恳干了三十年，去世前半年才从差额拨款农技人员转成全额拨款农技人员，彻底脱了产。

在此之前，张献斌做的事不少，拿的工资却只有全额人员一半——每个月1000挂零。过年过节奖金全额人员有，自己没有不说，像张献斌这样的差额人员，连日常办公经费都没有。

“由于财政预算中没有安排办公费，办公桌就用别人丢弃的，打个电话、印几张资料也要格外省……”在给区领导的一封信里，张献斌等一干差额人员这样写到。

可诉苦不等于抱怨，张献斌理解，自己的身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在工作上，他从来没有懈怠过。相反倒总是在两个女儿面前说，“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到今天，感觉很满足，应该懂得感恩，努力把工作做好。”

张献斌愈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身为莲都区农业局局长的潘金发愈是觉得愧疚。“谁家没有父母小孩，过年过节回家，家人问你今年发了多少奖金，结果人家有，自己一分没有，谁不心酸。”

潘金发说，去年9月份转成全额拨款事业干部后，春节里，张献斌特意回了多年没回的老家过年。老家在山里没手机信号，过完年回来，张献斌给潘金发打电话拜年时兴冲冲地说：“局长，今年过年我特别高兴。待遇问题解决了，敢回家过年了，也不怕人问了。”

张献斌和潘金发之间有个未实现的约定：过完年什么时候有空了，他们43个差额转全额的农技人员一起开个座谈会，跟领导表表自己干工作的决心。

可惜张献斌太忙，潘金发也忙，这个座谈会一直没来得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