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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迁的背景

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宽松的政治氛围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他们是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和大文豪苏东坡。这三位都是不世出的奇才,如果他们三位联手不知道将会为中国的文坛或者政坛留下多么巨大的财富。

王安石与司马迁的背景

然而,北宋的党争却彻底葬送了这三大才子合作的可能,他们一生之中始终不能彼此理解、认同,一个个壮志未酬。稍许幸运的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旧党党首司马光,完成了一个大学者的使命——主编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是史学界仅次于司马迁《史记》的第二座高峰。而最不幸的,不是改革家王安石,他至少在北宋的政坛上留下了他的烙印,最不幸的当是大文豪苏东坡。

在中国古代官场中,最讲究的一条游戏规则是“你是谁的人”。苏东坡是谁的人?谁也说不清。

熙宁年间,北宋党争大幕拉开。王安石、司马光两位大佬分别带领改革派和保守派拉开阵势,大家都在等着看三大才子中剩下的这位会站到哪一边去,而这时的苏东坡却选择了拒绝加入任何一方。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苏东坡和王安石同出于欧阳修之门,王安石算是他的师兄,而且从个人仕途上来讲,当时王安石是宰相,投靠王安石意味着有十分光明的前途,因此许多人都觉得苏东坡应该站在新党一方。

但是感情永远不能取代政见,尤其对秉性正直的苏东坡而言,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在具体措施上有诸多不妥之处(这一点苏东坡判断的还是很准确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他也发现,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非常有问题,身边除了改革派以外,还聚集了很多假借改革行投机之实的小人。比如王安石的头号干将吕惠卿,其在史书之中留下的记录就不甚光彩,在王安石得势之时,吕惠卿唯王安石马首是瞻,而在王安石被罢相、吕惠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之后,吕对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排挤王安石的亲信,与王安石决裂。

于是,认为王安石变法必不成的苏东坡对新法持反对态度,这导致了其与王安石关系的破裂。而当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认为有机可趁,拉苏东坡入伙时也遭到拒绝。然而,耿直的苏东坡因为此事走到了人生的分水岭。

因变法问题斗得不可开交的两派终于在一件事上不谋而合,配合了一回。那就是摧毁这位伟大的才子——苏轼。新党首先动手,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讽新政,经过新党的煽风点火,神宗甚至动了杀掉苏轼的念头,无奈祖宗成法不可杀大臣,才贬官了事,而此时旧党一直袖手旁观,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导致苏东坡被贬流放,离开了主流官场三十多年之久,不得不寄情山水,以诗词言志,直至去世,壮志未酬,只给后人留下了那豪情万丈的诗词。

一代才子苏轼,在北宋中期的党争之中,因其耿直的性情自然不可能在新旧两党之间自由游走,而他又不愿意违心的栖身于某一党派,于是,一代才子就这样游离于政坛之外,对于苏轼是不幸,但是中国文学却是一大幸运。

王安石,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参知政事,承相,主持变法。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思想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精通百家,司马迁年少时,随父并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经史;

28岁升为太史令。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

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 司马光: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去于 元年1086年 可以说他们没直接的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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