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林木结实的措施有哪些

树木结实要消耗许多养分，特别是结实丰年，光合作用产物的大部分被种实发育所消耗，树体的营养积累减少，树势减弱，有时甚至消耗了植物体内积累的营养物质，使随后的花芽分化中营养不足，致使结实丰年后、甚至随后几年都难以形成足够数量的花芽，结果出现结实歉年。此外，由于结实丰年消耗营养多，影响了新枝新梢的生长，使形成的果枝减少，导致随后开花结实量减少。树木结实的周期性随树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而异，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受所处的环境条件所制约。

环境条件常常是制约结实周期性变化特征的重要原因。在大范围内，树木结实周期性受光照、温度和降水量等气候条件制约。此外，病虫危害也对结实周期性变化有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为经营活动与园林树木的结实周期性具有密切关系。掠夺式的采种，不加控制地折断过多的母树枝条，致使母树元气大伤，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母树恢复正常的结实，延长了树木结实间隔期。

在深入了解树木结实的自然规律以及弄清影响树木结实因素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经营管理措施，如浇水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疏花疏果等，可改善树木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促进树木结实，大大缩短或消除结实的间隔期。

历代帝王均提倡植树 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大禹治水的位置在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

禹带领着伯益、后稷和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大禹感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完成治水的大业而空留遗憾，而在他的手上这任务一定要完成。

他沿途看到无数的人民都在洪水中挣扎，他一次次在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民面前流下了自己的清泪，而一提到治水的事，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都会向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他不会收下这些东西，但是他感到人民的情意实在太浓太浓，这也倍增了他的决心和信心。

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分为九个州，就是：冀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他的治水方法是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他先治理九州的土地，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

然后他治理山，经他治理的山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就是要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不至于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后，他就开始理通水脉，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

他治水讲究的是智慧，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龙门山在梁山的北面，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水被疏导到梁山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过不去。大禹察看了地形，觉得这地方非得凿开不可，但是诺大一个龙门山又如何是好，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地方，只开了一个80步宽的口子，就将水引了过去。

因为龙门太高了，许多逆水而上的鱼到了这里，就游不过去了。许多鱼拼命地往上跳，但是只有极少数的鱼能够跳过去，这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鲤鱼跳龙门”，据说只要能跳龙门，马上鱼就变成了一条龙在空中飞舞。

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驯驯服服地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米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扩展资料：

治水遗迹

禹会村遗址，禹会也称禹墟，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地考察发展其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龙山文化时期。涂山既有大会诸侯遗址，又有娶女首领为妻的涂山氏国遗址，并留有禹王宫、启母石（亦即望夫石）、（生启之地的）台桑、防风冢、禹墟等多处遗迹，山上禹王宫有数千年历史，历代文人名宦如狄仁杰、柳宗元、吴文魁、苏轼、苏辙、宋濂、邓石如等，均来此游览凭吊并留下大量诗文铭刻。

文献记载

1、《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2、《史记·夏本纪》“予娶涂山”，“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司马贞索隐：“《系本》曰‘涂山氏女名女娲’，是禹娶涂山氏号女娲也。”亦称“ 女娇”、“ 女趫”。

3、《尚书·虞书·益稷》篇云：“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4、《孟子·膝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5、《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6、《华阳国志·巴志》：“ 禹娶于涂，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

7、《庄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尚书》所述的，是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新婚仅三四天，便出发治水，儿子夏启呱呱堕地，他没有见过一面。孟子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中所载，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都表示出大禹在治水中表现的艰苦卓绝的作风，和间在外治水，无暇顾及家庭，顾及儿女私情。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大禹治水

导读： 辽会同元年(938年)，当时的幽州(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升为幽都府，成为辽的陪都，建号南京，又称燕京。统和十五年(997年)正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在都城周边广植树木，特别是在通往燕京城的道路两侧“密植林木，以惠路人”。短短几年，燕京城便被绿树环绕。

前是中国植树节。阳春三月，植树已蔚然成风。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便重视种树与绿化。而今京城有古树名木四万余株，遍布坛庙园林、街巷村镇。作为辽陪都，燕京城的道路两侧已“密植林木，以惠路人”;元代曾颁农桑种树之制，严惩滥砍滥伐树木;明永乐年间，盗伐林木十株除“廷杖四十”，还要“课以罚金”;清代乾隆皇帝大力提倡在永定河沿岸植柳护堤，并将植柳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

历代帝王均提倡植树

　明成祖太庙亲植柏树

自辽代开始，北京成为都城，历朝历代均采取积极措施，倡导植树与绿化。

辽会同元年(938年)，当时的幽州(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升为幽都府，成为辽的陪都，建号南京，又称燕京。统和十五年(997年)正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在都城周边广植树木，特别是在通往燕京城的道路两侧“密植林木，以惠路人”。短短几年，燕京城便被绿树环绕。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大定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栽植柳树各百里，并劝乡民种植桑且加以看护。据传世宗还出丰宜门沿大道南巡十里，察看树木长势，并令农人补种树木。

元至元九年(1272年)蒙古人改中都为大都，重建都城。元世祖忽必烈倡导广植树木，特别是在道路两旁普遍栽植行道树，每株间隔不得超过两步，除在夏季形成树荫为路人遮凉外，还可在冬季大雪封路时，起到路标的作用，并委任高级官员四处巡视，察看树木种植情况，特别是每条道路的树木养护是否妥善。此外还设大司农掌理农桑，并颁布农桑种树之制。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随后便提出在坛庙、道路、长城等处广植树木。他还到太庙亲手种下第一棵柏树，且令人“周以为护，时为灌之”。由于看管周到，该树枝叶繁茂，独领太庙群柏之首，被尊为“神树”。明代后期在京城内广植行道树，紫禁城四周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从东华门至景山，夹道也都植有槐树，今景山西街仍留有当时栽植的古槐数株，至今已300多年。

太庙中的明成祖手植柏，树龄已有600多年

清朝定都北京后，也倡导种树。康熙皇帝尤其重视河堤上的树木种植，因为林木可以护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巡视永定河时，特命直隶巡抚于成龙筑新堤以根治永定河水患，广植树木于堤上以防堤溃，并建议多植柳树。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皇帝发布一道植树上谕：“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宜,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提供炊爨。”上谕中告诫地方官吏要“各体联拳拳忧民之意，实必奉行。”他还要求对已栽植的树木要加以保护。“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以为民利。”乾隆皇帝在位时，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树木种植情况，并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和土质特点，提倡多植柳树和槐树。

历代在大力提倡种树的同时，还对种树及种植的方式、方法有明确的规定。

元代规定：“每丁课桑枣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种榆柳等，其数如杂种果者，每丁十棵，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同时要求沿大道两旁广植树木，植树要挑选品种，要以“将来树身能高大者为限”。植树的株距是“相距二三步”，要求“一切达到之旁，视土地所宜，为此种树。”“并任命官吏，保持路途，使之不致损坏。”

明代提出，除大内御园广植树木外，凡沿河开阔地带，道路两侧，空旷地段，均可普遍植树，“视土气(质)而选树种，或疏或密，疏者丈余一植，密者三五步一植，树种可杂混，因地而宜，不可一统，以成林为宜。”

清代编纂的《永定河志》记载：乾隆时期曾规定河兵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树苗的规格是“长八尺，径三寸”，要求栽植标准是“惊蛰后地气通，于附堤内外十丈柳隙，刨坑深三尺栽种。”栽后要保浇保活，“不时灌溉，至夏秋之交，点成活树木以七成为率，岁终报部议”。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给后人植树予以启示。为发动永定河沿岸村庄的人们广泛植树，清代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其中有“植木以户为计，凡五十株以上者奖，百株另奖，千株重奖，无一食言。”

为提高树木成活率，乾隆时期还将松柏栽植的时间由春天改为冬天，下雪后，将树根周围以雪培之。此外还鼓励官员广植树木，曾制定“立捐栽议叙之法”的奖励制度。

咸丰十年(1860年)，长河沿岸树木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乘龙船途经长河时见到破败之景，即命醇亲王治理长河两岸，并要求从西直门外倚虹堂起，到颐和园南面绣漪桥正南泄水闸止，每隔两丈(约6.6米)种植两棵水杨，水杨之间夹种一株山桃。从昆明湖西堤南段到玉泉山静明园东宫门外，每隔两丈栽植两株垂柳，垂柳之间夹种一株山桃。

历代均有严惩盗损林木措施

　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间因看护不周，致十余株树木被伐，“成宗闻之，顿感不悦，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将盗木者绳之，以法而办。”

明代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南侵，在长城内外广植树木，辅以防御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树木，以为柴薪。永乐年间居庸关附近村民盗伐林木十余株，被查后，“廷杖四十，课以罚金”。嘉靖年间有工部官员虚报种树数量，骗取植树款项，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胆妄为，随革官职，永不任用，令加罚金。”崇祯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树千余株，但一个月后许多树木枯死，崇祯皇帝命人彻查。原来是上林苑林衡署(负责皇家果树花木种植机构)官员在采购树苗时，以次充好，购进的是劣质树苗。责任官员遂被革职查办。

清代林业法律中对园陵树木的保护有严格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若计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雍正继位时要求严格保护山林：“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有违者必处治，无论官民。”

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确规定。康熙时曾规定：栽种仪树(陵园内树木)，原定委官监种，限以三年。限内干枯者，监种官自行补足，限外者，由部复给钱粮补种。乾隆、嘉庆年间进一步修订，改为“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主管大臣罚俸一年。”

道光年间，有香山村民夜间到御园(静宜园)墙外砍伐林木十余株，想去盖房，被夜巡的八旗护军捉拿，随即被送至大牢问罪。

民国时期曾定清明节为植树节

　警察负责京城植树及林木看护

民国四年(1915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 *** 将每年的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由此京城便加大了树木种植及管理。此前(清末)，京城栽植行道树已由巡警负责，此后进一步明确了植树及林木看护为警察厅的职责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马路两侧栽植行道树，同时“沿街而巡，以维树木，遇损伤者，轻则训之，重则罚之，不一而论。”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刘梦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相当于市长)后，响应孙中山先生和冯玉祥将军“为国植树，造福于后人”的号召，于植树节(清明节)之际率众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蟠龙山上大面积植树。为纪念此次植树活动，他还亲手立了一块植树碑。正面镌刻“辑威将军京兆尹刘梦庚手植”十二个大字，背面题有“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落款。这是北京地区最早为“植树节”而立的纪念碑。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北平市 *** 在全市行道树勘察报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树，除景山前街有梓树、楸树，天安门前有绒花树(合欢树)，西黄城根有柳树外，其余多属槐树(国槐、刺槐)”。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由北平市工务局管理行道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平市农事试验场林务股主管行道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制定了北平市行道树计划，由此促进了京城城市道路的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