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古城谚语杂谈

盖州古城谚语杂谈

　文/于学忠（辽宁盖州）

　谚语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一种俗语，是古代劳动人命的智慧结晶所在，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了生活中的各种哲理，却十分简单易懂让人记忆深刻。谚语多半在民间口语中广泛流传，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表达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芒。

　一座盖州古城，千年文明佳话。“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由于盖州是座千年古城，很多古老的故事伴随着古老的建筑遗留了下来，这些故事有的是关于盖州本地的人物，有的是关于盖州地名的由来，有的是关于盖州古建筑的神话，有的是关于地方风俗色彩的民间谚语。盖州古城民间谚语里写着盖州人民的善良、朴实和正义，表达着祖辈的期盼，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题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民族的经验、真理和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具有的特定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及思维方式，它具有风格上的口语化、表意上的群众化、内容上的知识化、认识上的哲理化等特性，为深厚而多彩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幅风景和一份魅力。从典籍中有迹可寻：“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盖州古城，已有近2400多年的建城史、640多年的卫城史，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浩如烟海，难以数计。它是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种结晶，璀璨夺目。

　盖州早在西汉时期就成为辽东重镇。城市本意是城中之市，市早于城。盖州古城的“市”显然是承继上个朝代的发展。汉时候的平郭城是否有市，商业如何已经不得考察，从东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描写铺陈上看，市应是有门有墙的地方，市内有旗亭，有若干通道，夹道里是买东西的“肆”和“廛”。有长廊式的建筑称为列肆，卖东西的店铺称为廛。说明汉代的市是要在政府所规定的圜阓中进行交易。毕竟，除了农业税收之外，市场和商人是政府新的财源。而后那一个个朝代更迭、战争动乱的年代，市能给我们留下的是那历经沧桑的建筑和浓郁的商业文化。

　辽、金时期成为商贾云集之地。辽、金、元统治者需要满足享乐和扩大财富，手工业即便是不平衡发展，也会产生畸形的繁荣局面。官营的手工业占主要地位，用来满足战争所需物资的生产。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朝的辽阳武备寺在盖州设置弓局和甲局，负责制造军队上用的弓箭和盔甲。铁兵器制造、马具的缝制是那个时期必不可少的，因而带来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如木、织造、造船、建筑等产业。围绕手工业发展，市又是不可或缺的载体。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能买得到，米面、柴草、衣帽、纸札，样样都有专业经营，行业分工逐渐清晰，也促进了各业的专业分工。

　据《盖平县志》记载：“县城池本明盖州卫城也。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改盖州为盖州卫。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指挥吴玉因旧土城修筑。九年（公元1376年），展筑南面，砖石包砌。周围五里八十八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门三：东曰顺清，南曰广恩，西曰宁海。钟鼓楼在城中衢，今按其城周围七里零三步，城仍旧池淤；治城分东街、南街、东关、西关”。清时的盖州城东门名字不同于明时的名字，明时，东曰“明睙”。显然，清政府对字义为转视的“睙”是反感的，索性将其改成“顺清”。因盖州城没有北门，西门因海水侵近也关闭了，只剩下通往东关和通向南关的两条街算是兴旺的地界了。

　据《盖州重修城东西楼记》中记载，古城盖州“烽堠墩台，森布丽列，控青齐，蔽全辽，三面扞敌”。由此可见，古城在军事上属于军事要塞，被称做“盖州套”。盖州又是辽南的交通要道，成为了商业兴盛的城镇是很方便的，在这里城市与商业的新型关系得到建立与发展，成为商业繁盛的城镇是必然的。

　明清之际，盖州的手工业、商业初具规模。交通便利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古城人逐渐冲破了“要想富，男子力田女织布”，以及“千生意，万买卖，不如翻地块”重农轻商传统观念，开始“求富于市”，注重以商业经营中寻求财富。明、清时盖州古城的街市便成熟起来了。新型的城镇最早出现在手工业集中发展的地方，或者出现在政治的中心、交通要道、运道咽喉、津渡重镇和军事要地。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政府改盖州为盖平县，隶属奉天府，实行旗民分治。县治包括明时的盖州、复州、金州三卫的疆界。全县设熊岳、安平、复兴、在城、方集、里仁、永宁、乐业、安居、新民、远来、岫岩12社，每社设十甲。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业作坊主数量也不断增加。自明、清始，盖州古城便充当着东北的开埠口岸角色。古城人形成“家有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街头一席地，强似百亩田”，“有儿坐盐店，强如做知县”，“要得富，久开铺”的重商意识。在盖州古城的东大街一直是明、清两代的商业繁盛之地，店铺林立，商贾会集，列市摆摊，热闹非常。当营口的港口还没有形成之前，南方的海船便从西河口溯大清河而上，停靠在盖州南关外的船舶码头，促成了盖州城经济的繁荣。

　清代中叶，盖州古城成为东北的“财货通衢”，“名闻八闽，声达三江”。史料记载，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大江南北各地客商纷至沓来，众商巨资注入，大力推进了盖州古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化建设大规模的崛起。盖州福建会馆、三江会馆、山西会馆、山东会馆等四大会馆就是适时应运发展起来的。盛行的盖州古城是被人们总结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的规律，“大道之行，利在其中”，它在大江南北各地客商的心目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南关明清一条街是明清时期进入盖州古城区域的交通要道和商业街，街市纵横，店铺林立，馆行簇聚，商贸发达，海河港埠，艨艟往来。经营商业要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获利动机。各地商人从来不掩饰他们经商求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利，谁愿早起”，无论坐贾行商都是为了图一个“利”，“寄迹尘市，日为锱铢”，“奔走江湖，希觅微利”。因此做商人就必须精于计算，“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厘”，“五雀六燕，铢两相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这些格言虽然充满锱铢必较的商业气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商人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要求这个“利”必须来得正当，手段必须合理，要符合“义”的规范，靠正当的手段发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此就必须讲求“诚”和“信”。

　明清一条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盖州古城里有商铺街也有了发展。商业发展使得建筑范围和建筑体量也得到逐渐扩大，功能从单一趋向多元。商铺前店后场以及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功能有了发挥。“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平则人易客，信则公道着”。这样做了就是走正道，就是诚商正贾，就能够取得“上以济人，下以利己”的经营效果。否则，靠坑蒙拐骗，缺斤少两，以假充好，欺行霸市来获利，虽能获得短期效益，却不能支持长久，此为诚商正贾所不齿。

　今天，在盖州古城区南关大街保留下来的商业街还算完整。这条街的建筑是清末民初时的建筑，几经翻修仍能顽强地表现出商业的浓郁氛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现存有30多处老建筑，包括商号、粮庄、盐庄、茶庄、布匹绸缎庄、皮行、药行、烟酒行、肉行、杂货铺、水果铺、木铺、席铺、纸笔铺、炮铺、饭店、酒店、花店、旅店等。多为清代及民国建筑，明代建筑所剩无几。东侧有17座，西侧有14座，其中有6座为二层阁楼。建筑大多为大木小式结构，青砖青瓦建在花岗岩石台阶上，有一些建筑还带有江南建筑的风格，几处洋门脸建筑也充斥其中，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可见昔日的繁华。“盖州城开三门，南曰广志、东曰明睙、西曰宁海、阙北门。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以西门逼近海岸，交通不便遂闭之”，所以南关、东关就成了进出城的必经之路。由此可见，对商品流通来说，商品交易是物质载体，人际融通才是其本质。因此，盖州古城商人历来注意人际关系，主张经商必须了解研究人。“出卖风云雷电，不如天地人和”，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在盖州城内，今天还保留着“茧市胡同”、“鱼市胡同”、“银市胡同”等，这样的带有“市、商”等痕迹的胡同名称。南关、东关是古老的商业街；这里有栉比的门店、五光十色的商铺，熙熙攘攘的人流充斥着整个街道。古城实开两门，商民交易、店市都集中在这一带。农副产品进城，这里就成了集散地，成为物资交流的场所。溯大清河而上的南船货物大多在南关卸货，而来自东部山区的物产，运至城外的货物，则从东关进出的较多。诚然，通过这些人际公关活动，树立了盖州人良好的商业形象，“处处人情感，下雨好借伞”，“好店三年不换客，好客三年不换店”，“笑口常开，生意常来”，形成“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良性营销局面。

　无独有偶，早些年在我们东北也流传一句顺口溜：“辽精、海怪、盖县人最坏！”。“辽惊海怪”是指辽阳人精明心眼多，海城人做事古怪；说到对我们盖县人的评价，则去掉了更多修饰语，说的直白露骨：“盖县人最怀！ ”就是连一个小孩子都听得明明白白。这些自然也是外地人的评价。如今，我们盖州人听来，不会心生反感，更不会耿耿于怀，反而会沾沾自喜。这当然是和盖州人热情、好客、包容有关，不过细说起来，这句话也多少反映出盖州人的一些性格特点。纵观历史，盖州曾经是关东大地是重要的一个水陆码头，是一个贸易繁华的物资集散地。最辉煌时舳舻连天、商贾云集，士农工商齐聚此处，俨然也是一个文化、贸易的中心所在。

　“隔面讲盘终有弊，当场唱价终无欺”，“买卖不成仁义在，留下好感待回头”。对此，盖州古城商谚有许多经验之谈。多彩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豪爽豪情豪气的盖州儿女，大山一样坚韧的性格，义薄云天，海洋一般宽广的胸怀，包容万千。可以说，朴实无华、淳厚善良的盖州人自诩曾经经历过繁华的大世面。正是：“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我帮了你，你还毁我，那我就弄你。”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底蕴，无需大惊小怪。

　“海纳百川，近悦远来！”凡到过盖州的异乡客人都会深有其感：盖州有山有水，有文有武，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历史有故事，而最最重要的是，盖州有素以“好客”闻名的的人民。如今，在外地人的眼里，会感觉到盖州人的直率、豪爽、待人热情、礼数周全。好客盖州，内心深处的记忆，那里的事，那里的人，那里的情。

　谚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带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成为反映着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真实的折射出古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行春风，难得秋雨”、“干打雷，不下雨”、“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冬至饺子辞灶面，入伏中午吃凉面”、“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叫街的，七斗八斗做官的，九斗十斗升仙的”。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语言艺术形式，盖州民间方言歇后语必然蕴含着大量的盖州民间文化，印记着盖州地区老百姓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活动。盖州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分为天气气象、节气农时、养生健身、习俗文化、童谣俗语等，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盖州是座口传遗产积淀厚实的文化古城，由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盖州民间谚语，保留了盖州方言精华。许多民间谚语已经渐渐被遗忘，传统的谚语正逐渐退出现代人的生活。此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时代文化的变迁。

　盖州古城文化，她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盖州人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结果，“乐山乐水、厚德厚道、开明开放、创新创业”的精神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任何一种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写照。作为非物质文化与进行信息交流工具的谚语，如同古老的歌谣一样，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无论是在古籍中保存的还是在民间流传的谚语，经过千百年的淘洗和演变，都深深地打上了盖州古城传统文化的烙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人们对她的评价有褒有贬，大部分人认为武则天是为了一己私利改朝换代，谋夺了李氏天下，其行为是倒行逆施，属于谋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失作为女性的品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破坏了唐朝的经济发展，批判她毫无政绩，对国家毫无建树。但也有一部分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在位时不管是对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站在公正公平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一分为二地看待武则天的功过。武周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连接这两代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为唐朝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时期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极大地惠及了人民，造福了国家。

一、农业的发展

武则天于公元650－705年在位，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实际掌权接近半个世纪，后来自立为皇，改唐朝国号为武周。当时的经济形势是比较严峻的：一方面，突厥部落和契丹部落的少数民族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以及谋夺广大的发展空间，对唐朝进行不断的侵扰和破坏，使得唐朝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另一方面，武则天在位时期在关中地区和东都洛阳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水灾、旱灾、蝗灾、疾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百姓死亡人数很多，物价飞涨，例如大米每斗涨至四百文，出现了“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①]局面。这些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到了武则天的统治。她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发展农业。

（一） 劝课农桑

武则天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重视农业的发展，视农业为人民和国家得以生存发展之根本。只有人民在农业方面努力发展生产，辛勤耕种所获得的各种经济作物才能维持农民自己的生活，而富余的农作物则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实行贱时收购，富时出售。这种方法不但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行为，而且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国家也就稳定了。在她为皇后的上元元年（674年）就曾向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唐高宗逝世后，她亲自执政后，在《臣轨》一书中又说：“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②]可见她懂得“建国之本，必在于农”的道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

同时，她将所撰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天下，广而告之，要求大家重视农业，发展农业，为农业的进步共同努力。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以境内的农田各种状况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农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所在区域官员的奖励与惩罚，即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就奖其官吏，若“为政苛滥，户口留移”则必然会惩罚其官吏，较轻者则在年末的时候贬低官吏的品级，较重者就会被解雇，直接罢免官吏。

（二） 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我国从北魏到唐代中期实行的一种计口授田的制度。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由于争夺土地而产生的纠纷，并且有利于大量无主土地的开垦。而这些被开垦出来的土地用于农民耕种，使得每年的作物收获增多，粮仓充实。因此，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继续推行均田制。均田制始于北魏，后历经北齐、北周、隋代，到唐前期，一直都能较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唐太宗、唐高宗时期都也竭力推行维护，武周时期也被大力推行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在《新唐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当时唐朝所推行的均田制的具体内容：“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位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馀为口分。”[③]此外，在《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中，有邯寿寿一户共一丁一寡，应授田一顷三十亩，另有一亩园宅地。有张玄均一户共二丁一寡，应授田二顷三十亩，另有一亩园宅地。由此可见武则天不但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推行过均田制，并且曾经有严格按照唐朝的各种均田令办事。

（三） 兴修水利，发展灌溉

农业的发展不仅依靠土地，水利建设也是重要命脉。兴修水利既有利于农田的灌溉，又有利于排除旱涝和整顿漕运。在每年的播种时节，为了使得农作物能够得到充分的养分，充足的水资源供给以有利于作物的生长，需要兴修水利设施；在夏秋两个比较干旱的季节，则需要水利设施进行运输水资源帮助干旱地区发展农业；在春夏雨水较多的时节，则需要水利设施帮助排出涝灾，疏通积蓄的水源以防止产生洪灾。出于种种原因，武则天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据《新唐书地理志》这一本书的记载，就有十九项兴修水利的措施和政策。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垂拱四年（688）在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县）开凿的新漕渠、长安年间（701－704）在东北由窦琰开凿的窦公渠、以及在冀州修建的通利渠和羊令渠等等诸多水利设施，在此就不展开细说了。总之，武则天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这不仅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人们的用水问题，交通问题，灌溉问题。且水利设施是可持续利用的，它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变迁而荒废，反而能够得以更加的完善和发展。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武则天还注意完善农田灌溉系统，利用水利设施来帮助农业的灌溉，并且当时在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农田灌溉网。

（四） 实行屯田营田，发展农业生产

屯田制源于西汉，到曹魏时期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即国家强制农民或者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的田租从而达到屯田的目的。在武周初期，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但是主要是在较为边远的地区建立军屯，一般是建立在多个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军粮运输非常困难的地方，并且有政府安排的专人掌管。在这些专管的人当中其中尤以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娄师德，出身庶族，属于进士及弟，先在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大力组织士兵进行屯田，收效显著，“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丰硕的结果让武则天很高兴，特颁布诏书以嘉奖其功劳，后令他兼任河源、积石、怀远等军机河、兰、鄯、廓等州营田大使，让他在这些地方大搞屯田营田，以解决当地士兵的军粮的供给问题和减轻国家军费的开支用于训练战士与长途转运之苦；郭元振亦进士及弟，才兼文武，大足元年（701）被任命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在凉州五年，“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使凉州军威大振，声势浩大，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的大好局面。因此有史家称誉“唐兴以来，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④]

（五） 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并正确对待逃户问题

中国历史上习惯把社会较动荡，经济较萧条，人烟较稀少的地方称为宽乡；把社会稳定，人口密集的地方称为狭乡，即“其州县县界内所有，受田应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⑤]但不管是宽乡还是狭乡对农业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宽乡地广人稀容易造成大量土地无人耕种，成为无主荒地。而狭乡又缺少土地，不够人们耕种。这种民户和土地分布不均的现象是古来就有的。在武周时期，关中地区就属于狭乡，而河南道人口稀少属于宽乡，于是武则天就决定将关中民户部分迁移到河南道。有史料记载“其雍州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⑥]“给复三年”即从关中迁移到河南的人民可以三年不服徭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鼓励人民主动迁移，并且强调自愿迁移，为了让他们自愿的迁移，为他们的迁移提供政策保障，由此解决民户与土地分布不均的不合理情况。迁移不仅缓解了关中地区地稀人广的压力，也为河南道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武则天正确对待武周时期人们的逃户问题。武周时期，大量农民的逃亡既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又影响了国家的徭役与国库的财政收入，因此武则天很注意解决逃户问题。在她当政的半个世纪里，逃户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分别是关辅、河北、蜀汉等地区。武则天对待逃户并非苛刻，反而宽容大度。她允许逃户在所在地附籍，鼓励汉州逃往外地的民户返回故里，正确对待逃户问题。

武则天经过这一系列鼓励发展农业的措施和政策，不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而且缓和了阶级矛盾，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一，当时国家的人口显著增加，在武则天年老退位的时候天下人口已经达到635万多户，是唐太宗在位时期贞观年间户口的两倍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唐太宗时期。其二，当时粮食产量储备丰富，不仅国家的仓库里储存了许多的粮食，地方州县的仓库储粮亦很多。这都表现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繁荣与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手工业的进步

手工业也是重要的经济门类。武周时期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唐代设有五监：将作监、少府监、军器监、国子监、都水监。其中将作监和少府监就主要掌管手工业的发展。在武周时期，武则天将少府监改为尚方监，分中尚、左尚、织染、掌治等五署；改将作监为营缮监，掌营构宫室房屋，制作砖瓦等。由此可见武则天非常注重发展纺织业和建筑业等手工业。

武周时期虽然曾一度限制民间织锦，但纺织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的，主要是由官府经营。在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的尚方监，有“短蕃五千二十九人，凌锦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凌八十三，掖庭凌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使杂匠百五十人”[⑦]，共计五千七百九十四，这其中纯属纺织工匠的有五百九十八人，占工匠十分之一还多。并且尚方监所辖织染署，是专管纺织和染练的，主要供染皇室和贵族阶层的衣物，分工精细，工序繁杂，制造出的丝织品样式新颖，精巧细致，久负盛名。武周时期的纺织业不仅发展程度高，发展地区也很普遍，不只是局限于内地，西部等边陲地区亦很发达。“家财万贯，家有凌机五百张”那时明显的出现了雇佣工人进行工劳动的现象了。与此同时，和纺织相关的刺绣业也是相当发达。武则天曾将许多“刺字袍”赠给大臣。

武周时期的建筑业也很发达。其中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人们已经懂得使用火力反射的原理，各种砖瓦窑的炉温竟然可以高达九百摄氏度到一千二百摄氏度。在武周时期完成的乾陵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典型代表，被人们称誉为“布局宏大，建筑美观，是唐陵之冠”。[⑧]

武周时期的采矿业也很发达。除国家进行开采铁矿等矿石外，也允许私人进行开采。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⑨]武则天时期还曾致力于立天枢铸九鼎。所谓天枢，即武周时期的颂德天枢，其建立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歌功颂德，纪念赫赫战功，而九鼎一直以来被作为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在唐高宗驾崩武则天自立为女皇，她改唐为周后就决定铸造九鼎，以彰显武则天在位时期武周政权的至高无上。这些措施就足以见证当时的铜铁产量巨大。

三、商业的繁荣

商业的发展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繁荣的原因有很多，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以及一系列鼓励商业发展的措施。武周时期，商业繁荣的主要表现是市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

（一） 市的增加

此时的城市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在唐朝初年，东都洛阳有南、北二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即仅是南市就有一百二十种行业，三千余家店铺。到武周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旧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商业交易的需求，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贸易需求，武则天则是采取了措施诸如扩大市场规模等方式。在长寿元年（692年）增置西市，长寿二年（693年）修建罗郭城即外郭城，使洛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发达，许多外国商贩都与唐朝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且在长安、洛阳、扬州，苏州等地都有不少的胡商。

（二） 城市贸易的发展

武周时期，在唐初的基础上“行”的数量有所增加。“市”、“行”的不断增加极大的促进了武周时期的城市贸易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⑩]

四、交通运输业的发达

城市贸易的发展和市的增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城市贸易的发展和市的增加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而便利的交通运输又会促进市的增多和城市贸易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为使政府能够方便迅捷的进行掌控和管理管理，武则天又采取措施发展交通，从而使得双方获益。

另外，从唐初开始一直到武周时期，驿站制度已经由原来的初步设立发展到现在的相当完备，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武周时期幅员辽阔，水陆兼备，国家重要文书、文件能日行五百里，可见当时的交通十分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都高度发展繁荣的朝代。上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下有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武周处于其中，是一条重要的纽带，这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外富裕，而且文化发展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武则天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在农业上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推行均田制、实行屯田制、正确对待逃户问题、移民问题，同时致力于促进农业、商业、手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武周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家强大。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女性政治家实属不易。在看待女皇武则天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肯定她的功，批评她的过，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