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开“三农”工作

一排排青砖黛瓦、典雅整齐的楼房掩映在宜人的风景中，楼前楼后小桥流水……走进宿豫区新庄镇陈墩新型农村社区，宛如置身画中。“新型农村社区留住了‘乡愁’，又解开了‘城愁’，还提供了很多‘家门口’就业机会！”对入住后的新生活，居民陈法岭“一百个满意”。

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市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自觉在全省大局中考量谋划、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以赴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农业更强

预计全年农业产业群链综合产值达840亿元

作为宿迁与京东集团在乡村振兴领域全面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京东农业科技示范园创新构建“国有企业+行业龙头+头部电商”合作模式，可年产绿色果蔬5000余吨、繁育种苗超过500万株，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打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产业发展有示范、技术服务有支撑、产销对接无障碍。

农业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我市始终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以工业化思维、项目化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动我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

深化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是我市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抓手之一。在探索出一条具有宿迁特色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之路的基础上，我市把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作为“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的重要实践，运用系统化思维加强政策集成

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统筹治理、镇区园区社区“三区”协同治理，全力打造产业有高度、环境有“靓”度、生活有温度的共富乡村。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县乡村”三级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回收体系基本建立，“爱护环境卫生”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开展“五美庭院”创建，加快实现“村村干净”向“家家干净”转变。

切实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我市坚持“人、城、产”融合发展思路，深入开展小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180个年度项目，服务一方的区域中心、衔接城乡的重要纽带作用更加彰显。

这一系列举措推动农村“路水林田产景”一体改善，我市已经建成美丽宜居乡村528个，今年就新增省级特色田园乡村12个。

农民更富

预计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3万元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之后，我市继续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基础上，以推动乡村振兴为统揽，统筹推进强村富民，千方百计拓宽农民致富渠道，鼓起农民群众“钱袋子”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市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常态化开展“五看一查一帮助”活动，持续加大“大救助”监测帮扶力度，建立重大项目20%优先落户薄弱片区刚性制度，出台三大片区整体帮扶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共编排实施项目148个。

此外，扎实推进新一轮村居集体经济振兴计划，实施资产倍增工程、能力提升工程、管理提优工程、暖心富民工程，并“一村一策”攻坚集体经营性资产空白村，188个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65万元、增长10.5%。

为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我市还推动实施农民充分就业、创业创新、素能提升三大行动，健全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共享产业发展成果，预计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3万元、增长7.5%。

更关键的是，我市将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列为“十四五”重大发展战略，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治理、连片开发，推动国家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等7项省级

以上试点和深化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六大机制”在廊道落地转化，实施的277个项目完成投资375.4亿元。

正在试运营的皂河龙运城已经成为独具宿迁特色的黄河故道文化标识。“这个项目以生态为基础，文旅为引擎，生活为本质，形成沉浸体验、演艺路秀、文博互动、餐饮商业、观光旅游、酒店度假为一体的统合共生的皂河发展模式

不仅展现全时段运河文化，还带动皂河旅游蓬勃发展，进而促进增收富民。”市湖滨新区皂河镇党委书记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市正按照“强基固本保发展、深化融合促振兴”的工作思路，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全力筑牢“三农”发展基本盘，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为什么说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三农”问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新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提出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生产资料的弱质性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劳动主体的弱质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