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沈厝村历史（从创村开始）

与饶平县接壤的福建省诏安县，占籍在该县的沈氏，以其创居的地域人口之多，曾有“沈半县”之称。迁徙入粤东之沈氏，则从诏安派衍而来。为考证其源流，我们来到饶平县钱东镇沈厝村进行访问。

首先，在沈氏大宗祠，见到了该村旅台教授沈英名先生撰写的二对楹联，其一是：

肇式岐周，历汉梁唐宋，继起名贤延世泽； 发祥固始，经皖浙闽潮，频来豪俊重山邱。

其二是：

论旷代勋猷，看靖闽疆，平蛮獠，集流亡，开村落，帷幄雍容，想见勇公武德； 读前朝史籍，对创声谱，著迩言，撰刘纪，作晋书，灵台壮阔，神驰约祖文思。

两对楹联使我们明白了沈氏来源，再经过访问参加编修潮汕沈氏族谱的沈志威先生和参阅有关资料，了解到沈氏由闽入粤的脉络。 肇式岐周 发祥固始 历史上沈氏得姓，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出自姬姓，周文王第10子聃季，受封于沈(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北沈亭)，此子国之沈；二是出自姒姓，即诸侯国沈国(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的沈丘集)，此侯国之沈。

粤东沈氏，乃出自姬姓，聃季为其得姓之祖，“肇式岐周”，源出于此。自季以下至西汉末，传至31世沈达，居河南固始，达次子荣昌为32世，于东汉和帝永元(89——105年)间，受封为庸国公，赐封万户侯，被沈姓尊奉为太始祖，故有：“发祥固始”之称，传至44世沈约、字休文，为南朝·梁文学家。官至尚书令，善诗文，著述最富。后迁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故吴兴又成为沈氏之郡号。 漳滨宏绩 福省宣猷 沈约第4代孙(沈氏第48世)沈世纪，初为河南案牍吏，身材魁梧，能文善武，于唐总章二年(669)，高宗诏令陈政率兵入闽，平蛮獠啸乱，召世纪为入闽先锋，率部进驻古绥安县地（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一带)。世纪骁勇善战，曾一举陷36畲寨，唐高宗闻其骁勇，特诏赐沈勇，沈氏因之尊呼为勇公。后陈政卒，子元光以鹰扬将军代父领兵，仪凤二年(677)，广贼陈谦连结诸蛮苗自成、雷万兴，攻陷粤之潮阳，守将不能收复，潮州刺史常怀德，传檄陈元光请剿。沈世纪随陈元光出兵收复潮阳，再平广寇，经大小百余战，俘获万计，岭表以平。永隆元年(680)，陈元光诏进岭南行军总管，潮人以其平寇功，请乞兼潮阳，时为保境安民，陈于四境设巡逻台，其西之台设于南诏，辖区从今诏安县至揭阳县，此台为沈世纪屯驻。同时，他遵循陈元光“迩抚远柔”策略，剪剃荆棘，开拓村落，营农积谷，桑麻遍野，通商惠贾，贸易成市，开辟漳诏，惠及潮州。

仪凤年间，唐高宗对沈勇加升为随朝护国右将军。逝世后，于开元四年 (716)，诏令修庙崇祀陈元光，沈世纪等六将配享。宋绍兴三年（1133），追封为威武辅美将军，十六年(1146)加封为殿前大将军武德侯。在诏安县及台湾沈姓聚居地，均建有沈祖公庙奉祀，每年农历七月廿五日，为勇公诞辰，从诏安县至粤东之沈氏，均进行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 南诏衍绪 沛泽蒙庥 迨宋南渡，沈勇之17世孙沈廷辅，复迁闽之建阳，被闽派沈氏尊为始祖。廷辅生8子，讳均取木傍，分别为：椿、楸、松、柏，桂、榕、根、枝。 宋元之交，山河板荡，兵火不息，二郎楸与八郎枝，离开建阳。枝徙闽之上杭，其子孙后入粤之梅州、兴宁、佛岗及广西等地，但留有一系在饶平境内，分别创居于联饶镇赤坑村、凤山楼村，新丰镇沈厝寨，三饶城内，海山镇之东石村。 二郎楸，先抵漳州后迁诏安县，为“南诏衍绪”之一世祖。传5世彬，彬生4子，长统人、次东沈、三岐头、四明仁春良，其子孙蕃衍迅猛，而后即有“诏安沈半县”之号称。然沈氏人口，则以长、四两个房份最多，居沈氏人口十之八九。 长房称观音山派，粤东沈氏多从此派而来。

饶平县钱东镇沈厝村，开基祖沈天用，系楸第10世孙，观音山派统人之第4世孙，于明成化间创居于此(昔名为张富前村)，为沈厝村沈氏一世祖，现已传26世，他们有自己的辈序诗，即漳诏发祥，聚饶肇昌，春芳荣茂，光裕长绵。厥序登永，添文继衍。共24字，从第12世起辈，已排至裕字辈，全村人口约800多人。该村2世祖殷斋，其次子荣确，则创居于饶平海山港北村。

现粤东沈氏(观音山派)分布状况是： 饶平县 除沈厝外，还有海山镇之东边村、港北村；黄冈镇新合村沈氏。 潮安县 华美乡(现分二个管理区)，镇后郭村，人口约3万多人。 澄海县 富沙村、金洲村、湾头村、 盐鸿港口村，人口约8000多人。 潮阳市 分布关埠镇桥东村、铜盂镇草尾村。 揭阳市 分布榕城贤门外五社沈厝港、桂岭村。 惠来市 分布苗海，灰寨村、四石村(从饶平沈厝迁去)，仙庵镇福长村。 陆丰市 白沙乡，人口6千多人，再从白沙分派有：高西、上围、下沈、东海、碣石、甲子、桥仔头、埔边、湖东及海丰捷胜等村，人口2万余人。 岐头派则有揭西县境潭乡，人口1.1万多人。以上皆从诏安县直接迁入粤东各地。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