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团购遭喊话：别只惦记几捆白菜！为啥互联网公司不能卖菜？

社区团购，这不是个新鲜词，早在2018年，社区团购就在各大二三线城市兴起，甚至有在50天内入局超过20亿巨额资本的风光时刻。

经过两年的发展，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一些特殊原因，让社区团购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作为今年最大的风口，几乎能数得上来的互联网巨头都加入了这场社区团购”拉锯战”。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区团购这块蛋糕实在是足够大，到2020年，社区团购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20亿，而到2022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级别。这样一块巨大的蛋糕，巨头们难免会动心。

但是，就在几个大佬抢市场抢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上头喊话了，而且是批评式的喊话，让这些互联网巨头们不要惦记几捆白菜的流量，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

大部分观点都认为，现在互联网巨头们做社区团购，烧钱做补贴，进价5元一斤的鸡蛋他们只卖3元，就是为了抢占市场，然后再涨价挣钱。

不得不说，可能巨头们是这么想的，但这其实也是市场运行的规律。比如四年前，滴滴打车就是靠着砸钱补贴抢占市场，一路披荆斩棘干掉了30多个竞争对手，最终成就了如今智能出行领域的霸主地位。现在打车的平台少了，所以变贵了，人们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

包括共享单车也是，从以前百家争鸣，领券就能免费骑车，到现在1块钱半小时，甚至缩短到15分钟。

所以，补贴之后再涨价，这是市场必然的走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卖菜，就不被允许呢？

很简单，就是五个字：”民以食为天。”

食品领域的消费，也就是包括蔬菜、鲜果、禽肉等方面的消费，是国民最基础也是体量最大的消费。如果这部分消费被垄断，被互联网巨头完全掌握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一，会造成供应链的混乱，影响国计民生。

传统的生鲜市场流通渠道，是采购商从分散的农户手里卖菜，然后卖给当地的批发中心。当地的批发中心又会把菜运到各个市郊的批发中心，这就是所谓的一级批发市场；

然后，这些菜才会被供应到各大商超，或者菜市场的小摊小贩们去市郊批发中心买菜，成为零售商，直接面对消费者，这就是二级批发市场。

那么社区团购是怎么做的呢？它相当于简化了流通渠道，直接废除了一级和二级批发市场，从当地的产地批发中心拿菜。少了两级批发市场，等于少了两层中间商，就算不补贴，价格也自然便宜得多。

那这么一说，是不是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其实，这都只是一时的利润，从长远来说，反而对消费者有害。

首先，社区团购的价格这么低，这对各商超可不是好事，对单打独对的小商小贩还有夫妻店来说，那更是灭顶之灾。现在社区团购的菜这么便宜，人们都不去菜市场买菜了，那这些小摊小贩该怎么办？

一个二线城市的菜市场普通菜贩子，平均客单价也就在10-30元，从凌晨进货到晚上收摊，一整天都泡在市场里，也就赚个15%的净利率，而且还是一点水分都不掺杂的辛苦钱。

而且，像这样的菜市场，在中国有3800万个。如果我们每一个菜市场里只有30名菜贩，全中国也有超过1亿人在靠着这份辛苦钱过生活。这些人专业能力有限，没法转岗，如果卖菜都不行，他们还能去干嘛呢？

1个小摊贩离场，是个例，但是1亿个菜贩子离场，那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毕竟，这些街边摊贩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如果毛细血管全被堵住了，就业和通胀都会出大问题。

二，短暂获利的消费者，会成为寡头市场的牺牲品

就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如果以后消费者买菜的渠道完全被互联网巨头垄断，形成寡头市场，那么消费者如今的价格优势，就会完全不复存在。

今天互联网巨头们可以拼得你死我活，砸钱补贴；明天，当定价权在他们手中，他们也可以联手涨价。不信你看外卖市场，现在有些公司拿到一定的份额了，就开始两头抽成，消费者难，商家也难。

外卖带来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共享单车一样，留下的一地鸡毛最多也就是城市垃圾，还属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是食品行业不一样，如果价格战持续存在，最后造成市场的生态损坏，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也许有一天，我们发现生鲜市场已经被垄断了，不仅没有优惠，还反而涨价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回头去实体店买菜，也许就会无奈地发现家门口的菜市场已经关门了。

这才是社区团购被喊话批评的根本原因。

其实社区团购本身的商业模式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互联网巨头下场的方式和目的。数字化改革的浪潮总是会涌来的，我们能做的，是在顺势而为的基础上避免破坏性作用，保证市场能良性发展。

上海保供:买菜还难吗?物价怎么稳?礼包如何管?

因为有的人不愿积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且也不愿对消费者负责，他们既不能提供质量更优的产品，而且也一直在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形下，他们不仅不知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社区团购的确是一种比较方便高效的购物方式，而且也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疫情高发的时期。而基于对社区团购和商家的信任，我们会选择心仪的商品，而且也不会质疑商家的信誉。但有的商家却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他们提供的商品竟然缺斤少两。

他们缺乏应有的责任和诚信意识。这些商家处于优势地位，而且也不必担忧销量，所以他们不愿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更有甚者，他们已然突破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且不愿坚持诚实信用的原则。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利，而且也不愿停止这一行为。诚信是他们经营的阻碍，而且也会影响其利益，所以他们已然抛却这一意识。

他们无法抵挡利益的诱惑。作为一名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若过分注重利益，便会受到消费者的谴责。在立的趋势下，他们既无法规范自身的行为，而且也不愿积极进行自我约束，反而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并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利，这就是其利欲熏心的结果。

他们不愿积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不会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先，而且也不愿实现其原先的承诺。他们既抱有侥幸心理，而且也已经丢失初心。他们既不能坚守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也不能积极维护社会秩序，更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即使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仍然不会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性，这就是他们敢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上海疫情暴发后，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关乎千家万户，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市民意见较为集中的一块。

要在封控管理的条件下，做好2500万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保障，难度和挑战很大。如何让市民在买得到的同时保持物价稳定？政府采购的保供大礼包如何把好质量关口？兄弟省份援沪的物资如何尽快发放？……围绕超大城市保供工作中一个多月来的五个焦点话题，记者采访了居民、街道社区和相关监管部门。

“买菜难”缓解了吗？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现在菜比以前好买了。特别是市场渠道逐步放开之后，可以货比三家。前段时间我们团购玉菇甜瓜，一开始有人报10斤100元，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家10斤65元的，还推荐给其他小区。”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城市经典铭筑小区业委会主任郑燕说。

除了社区团购，在社会面基本清零的中心城区普陀，一些防范区如万里街道采取一户、一人、一证、一天、一次的“五个一”新政，允许市民走出小区，前往指定的超市和药店购物。万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尹天雨说，虽然要求“有限人员、有限区域、有限活动”，但城市的烟火气正在回归。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上海主要电商平台大仓已恢复运营58个，开仓率82.8%；电商平台前置仓已恢复营业863个，开仓率73.4%。线下网点方面，上海超市卖场营业门店总数1172家，营业率达到72.9%，其中恢复线下营业门店数147家，线上营业门店数1025家。

来自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的信息显示，随着流通各环节情况好转，上海市民关于“买菜难”的热线电话投诉，已经下降到高峰点的约十分之一。

“之前上海保供最大的难点，是在部分仓库涉疫关闭、很多从业人员所在小区被封控的情况下，还要保证供应畅通。”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说。上海一来人口基数大，保供工作的难度成倍增加，二来封控时已发生社区传播，既要保物流畅通又要防止从业人员感染，只有尽力在“两难”中寻找解决办法。

随着“买菜难”的问题逐步缓解，新的挑战也在出现。“在基本生活物资基础上，现在居民又有了‘升级’的消费需求，比如我们小区有不少人团购冷饮、蛋糕等，给防疫带来一定隐患。”郑燕说，对此小区业委会一是呼吁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大家尽量克制消费。二是要求商家出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防疫通行证、保供企业证明等材料，物业也要严格执行消杀程序。

生活物资价格怎么稳？

保供工作，既要买得到，又要稳物价。随着上海疫情形势稳中向好，保供工作的焦点从“买菜难”逐步转向价格和质量等方面。

“一开始由于物流不畅、整个供应受到冲击，物价确实不便宜，现在菜价下来不少。”家住上海嘉定一小区的许晶给记者传来几张团购价格表。以4月30日为例，蔬菜随机9斤装售价60元，猪肉随机5斤装售价105元。“相比4月9日买的5斤68元蔬菜包，确实便宜了很多，而且各大平台也不像最初那么‘拥挤’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上海不少小区的蔬菜团购价格趋于平稳，从4月初期的均价10至15元每斤回落至现在的6至8元每斤。

但不少网民发现，高物价的现象依然局部存在。比如记者2日在某电商平台的一家店铺里看到，“下午发货带皮鲜腿肉约4斤”标价158元，明显高于疫情前市场价。另一家店铺销售的“全麦吐司”（2千克）售价388元，商品描述中写道：“现在配送费昂贵，不给小哥小费加到顶都没人接单。”

“打击价格违法行为是目前市场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说，早在今年3月25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会同上海市发改委制定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疫情期间的进销差价率应不高于2022年3月19日(含当日)前7天内的最高进销差价率，否则属于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

截至5月2日，上海市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443件，主要以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违反明码标价规定三类为主。在一些案件中，不少经营者进销差价率超过100%，最高的超过400%。如上海华仟大药房在进货成本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一款酒精消毒液，进价6.8元，售价39.9元，进销差价率达486.8%。

彭文皓告诉记者，目前的价格监管指导意见仅对市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蛋奶菜，以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涨价问题明确了违法认定标准。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封控时间拉长，市民对烟酒、饮料等改善型需求逐步增加。对这些商品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除了从价格欺诈等方面予以规制，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加强监管，还需有关部门进一步探索。

保供大礼包如何把好质量关？

疫情期间，为了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除了社区团购，上海各区还给居民发放了多个批次的生活保障物资免费大礼包。发放过程中，一些礼包以次充好，或者选择多次被行政处罚的企业的产品，遭到居民投诉。

继前期的梅陇问题猪肉、闵行虹桥“龙仁粉丝”等礼包被立案调查后，近日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有居民投诉，街道发放的冷鲜肉是奶脯肉，有异味。一些冰鲜鸡包装袋上没有标示生产日期。接到投诉后，曹家渡街道停止了这批物资的发放，并向居民表示歉意，静安区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同步介入调查。

事实上，在梅陇问题猪肉案后，上海市纪委监委表示，对保供物资采购发放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查快处“大礼包”腐败，截至4月30日已核查相关线索108条。上海市商务委表示，各区商务部门对生活物资保供礼包实行提级管理，加强对供应商资质资格审定，对保供礼包的品种进行把关。

如何加强监管保供礼包的质量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已要求各区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对保供工作实行“质量一票否决”。同时，进一步完善商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对接机制，做到协同管理。在具体采购时，尽可能选择品牌产品，在发放中给居民退换货留下机制性接口，对保供礼包的采购管理穿透到最终供货商。

除了质量问题，上海各区发放礼包的批次、内容差异较大，也引起了一些网民的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发放保供礼包方面，上海各区的任务是保基本、兜底线，按照“全域全员全覆盖、实有人口不漏一人”的原则进行发放，由于各区实际情况不同、供应商不同，不对各区礼包进行“一刀切”的规定，由各区政府承担统筹责任。

“截至5月1日，我们街道总共发放了五轮保供礼包，既有粮油蔬菜，又有洗发水、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我们还加强高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保障，在五轮礼包的基础上给他们额外再发三批物资。”上海市普陀区一名街道干部说。

保供名单如何优化调整？

疫情期间，为确保一些生活物资供应企业能够正常运营，运输车辆能够正常通行，从业人员能够正常出入封控小区和集中居住的酒店，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保供专班对符合防控条件的企业颁发《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

公开信息显示，从获得第一批保供企业证明的国药、上药、百联集团、光明集团起步，上海保供企业名单不断扩容，目前已纳入超过1400家企业，涵盖超市商贸、电商平台和主副食品等多个类别。其中既有京东、盒马、饿了么等大型企业，也有不少注册资金、实缴资本均小于100万元的小微企业。

有人质疑，小微企业为何能进入保供企业名单？记者查询发现，纳入名单的小微企业，有的是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的公益性组织，还有的是为上海公卫中心医护人员解决生活物资难题的小卖部。这些“麻雀般”的市场主体，一样是保供的有生力量。

“保供企业证明不是企业为各区提供生活物资保障的合法担保，保供企业名单实行动态管理。一旦保供企业违反相关承诺，或被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将坚决予以移出名单。”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说。

需要强调的是，发放“保供企业证明”，是根据相关通告，在应急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目前，上海在严格防疫的基础上，正在分批次、分步骤推动商贸企业复工复市。随着商业体系活力的恢复，“保供企业证明”也将完成自己的使命逐步退出。

援沪物资如何发放管理？

在各区下发的生活物资大礼包中，可以看到颇具地方特色的援沪物资。贵州的豆干酸菜，广西的螺蛳粉、海鸭蛋，内蒙古的牛羊肉、杂粮，东北的大米、牛奶……背后都是温情和关爱。

“烤海鸭蛋也太好吃了！”“整个小区今天一整天都在‘开盲盒’！”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上海市民用这样的对话表达自己的谢意。

但与此同时，援沪物资的发放管理也出现了一些乱象。近期，有网友举报，云南省捐赠上海市宝山区的物资被倒卖至静安区临汾路一小区。宝山区纪委监委随后发布消息称，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张喜生侵吞政府防疫保障物资，目前正接受调查。此事反映出部分街道对捐赠物资的发放管理存在漏洞，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

此外，援沪物资还出现过因个别街道和居委分发不及时导致蔬菜变质的情况，有关部门已对此进行了严肃问责。

来自上海市合作交流办的统计显示，截至4月27日，上海已接收兄弟省份援助的生活物资29177吨。针对这些援沪物资，上海保供专班制定了调配管理办法和“五个一”清单，包括信息清单、收发清单、证件清单、感谢清单和保障清单，对物资一一登记造册、严格管理。

相比2500万的人口，近3万吨援沪物资，不可能让每户家庭都能领到。记者采访了解到，根据办法，援沪物资主要用于各区关注的重点人群、封控时间较长的街镇和医疗救治组一线工作人员等。

刘敏表示，为提高援沪物资的发放效率，工作专班探索推广两种模式：一是小份包装模式，事先与外省市援助单位沟通，将援助物资尽量做成小份包装以便直接发放。二是直达配送模式，探索援沪物资车辆直达各区街镇接收点，减少中间装卸环节，让物资第一时间送至居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