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府，是属于古代少有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吗？

所谓“少府”这一中枢机构，始设于战国时各诸侯国，到秦汉时成为定制，尤其是到了汉朝，更是发展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庞然大物。它最初的职能是管控王室私财以供宫廷日常用度，不过这种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收入体系很自然的越来越受到了君主们的重视。到了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辽阔的疆域需要更多的官吏来治理，而宫廷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皇帝也想拥有更多能为自己随意支配的财富，所以“少府”的下属分支增长很快，其管控范围也日益扩张，从只有中枢设置到州县也有其附属，终于在西汉武帝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早的少府治下的财源主要来自皇室拥有的山林草泽以及直属农庄等，这些地方出产的各种农产品和渔猎所得除了供给宫廷所需外，又有专门的仓库堆积储存以做国家战略储备，多余的收获也可以出售盈利。后来又开始开设很多工坊，例如纺绸织布的织坊、冶铁治铜的金坊、制作弓弩甲兵的武器作坊等。纺织布帛的原料来自少府拥有的桑林蚕室、冶金所需的铜铁矿石和燃料来自皇室所有的各种矿山坑道。而制作兵器的材料来源更为复杂：例如制弓所用的胶、漆、牛筋、良木；制作甲胄需要各种厚实的皮革和金属片；要锻打铸造出优良的刀剑等武器还需要优质的木炭和最出色的工匠。

为了获取这些原材料和工匠，少府不仅在都城附近广据良田、矿山和山林，而且在全国条件较为适合的郡县设置了分支机构，直接将出产上述原料的产地划为少府领地，这种情况在秦朝时已经开始出现，秦末章邯为了抵抗入关进攻咸阳的天下义军，曾广发骊山刑徒以及少府工匠为兵，其数量号称数十万之多。说明当时少府已经拥有惊人的人力物力，足以装备这样规模的大军。虽然这样仓促纠集的军队败于气势正盛的义军之受，但秦代少府手中的权限和资源可见一斑。

秦之少府规模虽大，但因为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哪怕是皇帝本人也对律法有所忌惮，所以它还没有完全脱离为供给宫廷日常用度所设的初衷。而开创汉室的刘邦，是个肆无忌惮的底层游民出身，对律法之类东西谈不上有所敬畏，刘氏天子在骨子都比较自私，以天下为私产，这一点哪怕是貌似宽厚的文景二帝也不例外。所以汉代少府膨胀得非常快，文景时期那些钱粮物资除了层层堆积于国库之外，少府所属的仓廪也毫不逊色。到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刘彻执政之后，为了摆脱朝臣对他挥霍无度的指责，大手一挥，将少府所属的长安上林苑规模直接扩大一倍，少府令下的分支机构也纷纷扩编，使得少府每年为皇室提供的资源翻了数倍。

当然丰盈的少府仓廪不仅用于皇室奢华无度的生活，在历次对外战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武帝虽然虚荣自私，但在打击异族、扩大汉家疆域上面从来不吝惜钱粮，数次大军出塞征讨匈奴都大量借用了少府蓄积。由于少府所属都是皇帝直领，所以划拨效率很高，避免了官僚机构固有的迟缓，为汉朝对外开拓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物质支持。少府虽然理论上属于皇室，但王朝时代皇室与国家不能截然划开，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综合性的巨型国有企业，接受皇帝本人的领导，是汉朝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魏晋之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模式日益完善，虽然以后历代也有少府或是类似机构的设置，但这些管理皇室私产的机构权限比秦汉少府差得太远了，皇帝的内库超过国库的情况基本不复存在。虽然这避免了皇帝对国家资源的挥霍浪费，但同时又少了很多财政上的灵活性，这也算是政治成熟带来的缺憾吧。

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所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开始变轻了，如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二十四铢合一两）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脸上刺字）。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jiá颊]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盘]；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银少锡多，作价又那么高，自然会发生贬值。加上银的价格高，锡的价格低，成千上万的人又私下铸造起来，结果白金只用了一两年就废止了。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 从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栔[qì气]刀和金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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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的干脆没收。他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中国历史上，在货币制度方面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公元14年（王莽天凤元年），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灭亡了。

　在中国货币史上，王莽的币制最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然而它也促进了铸钱工艺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错刀的错金技术炉火纯青，“一刀”两字发射出水银的光彩，后代人都把它作为珍贵的工艺品来收藏。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所赠，看来不会是一把真的刀；成语“铸成大错”的“错”，本义也指错刀，借用为错误。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货布制造规格很严，即使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也少有差别，以致可以由钱币来确定汉代的度制和衡制。有人把王莽称作造币能手，这是不恰当的，真正的铸币能手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工匠。

公元25年，借绿林、赤眉起义发家的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他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重铸五铢钱。

在三国时期的货币中，有一种叫“太平百钱”。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曾以“太平道”为号召，由此看来，太平百钱可能是起义军铸造的。如果真是这样，它便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的货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