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文明在中国起不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经历了很复杂、曲折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被打败之间,中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还有很强的自信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不如别人,但我们的文明程度比你高,不像你们这么野蛮,我们的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有序。但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对中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刺激非常大: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学习西方不过30年,就把中国给打败了。这个刺激非常深,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中国不光是技术上不行,制度和文化上也不行,由此才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出现了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真正地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中,日军出动的松岛舰
从一开始的高度自信到丧失自信,再到重新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文明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轨迹。怎么看待中国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很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的传统文明认识很难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一开始认为一切都好,后来认为一切都不好,到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对过去的传统文明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知。
客观来讲,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中华文明,到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中国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有几个标志性因素:一个是生产力,传统农耕文明靠自然力量生产,靠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达到了巅峰;第二是农业产出,中国古代创造了很高的GDP,到19世纪前期尽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在欧美兴起,但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仍然接近世界的1/3;第三是能够创造比较发达的小商品经济。中国从秦汉以后,尤其到唐宋以后,生产资料高度商品化、市场化。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买卖也高度频繁,过去有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主”。此外,雇农、佃农的大规模存在也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与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从唐宋以后不仅租佃制盛行,且已经发展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高度分离,即“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并发展出“永佃制”,甚至还有押租制、买青苗等。中国的纸币也出现得最早,但使用上有问题,最后没法持续下去。这样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耕文明,其他国家均没有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这是第一点。
农耕图
第二点,上层建筑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共生的地理条件下,与发达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古代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多年,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到隋朝以后这种官僚政治更加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形成了通过考试而不是血缘选拔的治理国家的专业人才队伍。这种制度相比其它农耕文明国家实行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要先进得多:上下阶层之间的人才流动性很强,底层人通过科举制可以进入统治集团甚至能上到很高的位置,如出身低微的范仲淹一路做到了北宋宰相。这种流动性使得这种政治统治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稳定性,而且形成的统治集团不仅有专业知识,还有一定的抱负和信仰在里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文化上,中国经过几千年高度农耕文明发展,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的世俗文化,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和敬天法祖的道德规范,比起农耕文明时期那些政教合一的宗教为主体的文化,应该是先进的。所以孔孟思想到今天还在用,是世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社会上更多追求的是理性。这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展的三个表现,而且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高度的自洽性,所以不仅能够融合同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即使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也有很强的抵抗性,这是我对中国文明的客观认识。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和畜力为标志。图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农耕文明,但和工业文明相比还是落后的,而且农耕文明的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自洽,也为中国向工业文明的转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当人对世界改造能力越弱时,就可能是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越强。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农耕民族始终与游牧民族交错在一起,这之间肯定存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但也肯定存在战争、杀戮。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抵御灾荒的能力要强些,游牧民族更是靠天吃饭,即使养了很多牛羊,一场灾荒下来就全死了,肉又不可能储存很长时间,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更不稳定。中国历史上很多次游牧民族南下,都和天灾有关系。所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定居的农耕民族始终面临着流动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战中,和亲成为一种缓和手段,图为昭君出塞。
由于农耕民族是分散的定居和生产,而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既流动性强又需要聚在一起,因此在冷兵器时代,区域性、小规模的农业居民很难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就使得农耕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提供保护。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郡县制下的官僚集团统治,必然高高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权力没有制约,使得它容易因腐败和效率低下陷入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其表现就是朝代兴衰和周期性的更替。而且,历史上,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大部分财富都拿去西北打仗和维持统一了,加上周期性政府腐败和社会动乱,民间很难有长久的财富积累,这也给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思享闲谈现场,武力老师正在发言(右)。
在谈论古代中国的经济辉煌时,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发展除了总量,还有质的问题,即产业结构的问题。农耕文明虽然创造了非常高的产量和财富,但毕竟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高度分散的手工和畜力小生产上,这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以现代能源、动力和材料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是完全不同的。科技的进步需要两个因素,一是人类对它有非常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刺激社会资源和社会人才往那方面集中,二是科技发展从理论、实验到应用、推广,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科技进步没有积累到这个科学革命的临界点,就不会爆发工业革命。
中国从汉代以后,在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航海上都有很大进步,但自宋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是追求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不是想征服自然,朱熹就说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我很同意这样一句话:当人类征服不了自然时,更多地是想办法适应它。中国直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产业革命的临界点。
(作者:武力;编辑:胡子华、张宁。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经济开拓”活动发言实录。文中皆系编辑所加,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曾编辑多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独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合著)、《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江苏无锡玉祁镇调查报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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