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的国内主要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是中国大陆两所证券交易所之一，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于1990年11月26日，同年12月19日开始正式营业。截至2009年年底，上证所拥有870家上市公司，上市证券数1351个，股票市价总值184655.23亿元。一大批国民经济支柱企业、重点企业、基础行业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通过上市，既筹集了发展资金，又转换了经营机制。

交易即上证所市场交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为前市，9:15至9:25为集合竞价时间，9:30至11:30为连续竞价时间。下午为后市，13:00至15:00为连续竞价时间，周六、周日和上证所公告的休市日市场休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归属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其主要职能包括：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组织、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上证所市场交易采用电子竞价交易方式，所有上市交易证券的买卖均须通过电脑主机进行公开申报竞价，由主机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自动撮合成交。2009年11月，上交所升级新一代交易系统后，峰值订单处理能力达到80000笔/秒，系统日双边成交容量不低于1.2亿笔，相当于单市场1.2万亿元的日成交规模。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1日，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深交所的主要职能包括：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制定业务规则；审核证券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组织、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进行监管；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职能。

深交所以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使命，全力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实施。2004年5月，中小企业板正式推出；2006年1月，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开始试点；2009年10月，创业板正式启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架构基本确立。

深交所坚持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为根本理念，贯彻“监管、创新、培育、服务”八字方针，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中国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全球第二大大豆期货市场：大连商品交易所(Dalian Commodity Exchange，缩写：DCE)。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于1993年2月28日，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的四家期货交易所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一家期货交易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现上市交易的有玉米、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棕榈油、线型低密度聚乙烯、聚氯乙烯、焦炭、焦煤等期货品种。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成立于1990年10月12日，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内首家期货[1]市场试点单位，在现货交易成功运行两年以后，于1993年5月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全国四家期货交易所之一，隶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垂直管理。

郑商所是为期货合约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并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职能，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章程》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2015年1月6日10时6分，据郑商所官方网站称，郑商所主中心交易系统发生技术故障，现决定暂停交易，开市时间另行通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发起设立的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06年9月8日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对于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宗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期货市场的功能，保障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正常进行，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金融市场正常秩序。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安排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上市交易、结算和交割；制订业务管理规则；实施自律管理；发布市场交易信息；提供技术、场所、设施服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职能。 上海期货交易所是依照有关法规设立的，履行有关法规规定的职责，受中国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并按照其章程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有黄金、白银、铜、铝、锌、铅、螺纹钢、线材、燃料油、天然橡胶、石油沥青、热轧卷板等期货合约，并推出了黄金、白银和有色金属的连续交易。

上海期货交易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战略决策，依循“夯实基础、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拓展功能、加强监管、促进发展”的方针，严格依照法规政策制度组织交易，切实履行市场一线监管职责，致力于创造构建安全、有序、高效的市场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透明的市场环境，长期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规范、高效、透明，综合性、国际化的衍生品交易所，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亚太时区领先、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的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现有会员200多家（其中期货公司会员占近77%），在全国各地开通远程交易终端700多个。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约在6.9%，从物价走势看处于比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更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中，其间还有股市异常动荡，以及外围局势不稳的困扰。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

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

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

综合权衡，从2015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5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2.投资增速将跌破10%。

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6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

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

2016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6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

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

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5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

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

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

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3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

“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6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

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

回顾2013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5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6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

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6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

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

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

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

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

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6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

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

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

总体上看，从2016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