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004年和2005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三农”工作]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粮价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200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决定，“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明确“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价格的导向作用，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2004、2005年，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决定对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并稳定最低收购价格水平。经报国务院批准，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农发行在作物播种前向社会公布了早、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50公斤70元、72元和75元，制定并完善了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明确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由国家指定的粮食经营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敞开收购，直到粮食市场价格回升至最低收购价之上。2004年，由于市场粮价在最低收购价以上运行，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实际没有执行。2005年4月中下旬开始，市场粮价有所下跌，4个早籼稻主产省于7月28日启动，5个中晚籼稻主产省于9月15日起陆续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2005年新粮上市起到12月中旬，全国各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1200多万吨，其中启动执行预案的5个省收购1100多万吨；各主产区累计收购早籼稻800多万吨，其中启动招待预案的4个省累计收购600多万吨。

国家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加之粮食直补、储备吞吐、进出口调控等措施的贯彻落实，对于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以及稳定市场粮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增加较多。我国粮食总产量2004年为9389亿斤，比上年增加776亿斤，增产幅度是历史上少见的；2005年预计在9600亿斤左右，在上年基础上又将增加210亿斤左右。二是农民种粮效益显著提高。

据全国物价系统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2004年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现金收益达374元，创历史最高；2005年农民种粮收益仍将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三是市场粮价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经过两轮较大幅度上涨，并在历史较高价位上平稳运行近两年时间。据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2004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比2003年上升33.9%；2005年1－11月累计，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比2004年同期上升0.1%。据统计数据，2005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粮食价格指数累计上升1.5%。（发展改革委供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历史上没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利用的经验，也不能照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我国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作出客观评价，吸取和借鉴它，利用它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民经济发展。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热，高新技术区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热……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91年为26.5%，1992年为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明显下滑，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由1997年的8.8%再下降到1998年的7.8%；从1997年10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下降开始，物价水平一再下降，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1998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下降2.6%，特别是生产者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下降了8%，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5.5%，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4.1%。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针对国内经济持续下滑，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1997年底，1998年初开始有所松动，以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采取措施进行投资刺激。财政赤字主要是用来扩大投资。例如2003年国家基本建设支出为3429.30亿元，增拔企业流动资金11.95亿元，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为1092.99亿元，共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8.4%，占GDP的比例为3.7%。若是计算经济建设费，则为6912.0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8%，占GDP的比例为5.6%。

正如前面1.2.1.2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所说，在短期内，扩张资本部类的生产，可以达到扩张经济的效果，使得经济有所起色。但是长期来看，生产只是起点，消费才是终点。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只是短期有效，但不能消除根本矛盾。中国的消费始终上不去。有经济学家认为，“十一五每年两位数增长，令人忧虑。建国来经济表明，超过两位数的都不能持久。”

同时，各种研究也在密切进行，他们都力图根据自己的分析对中国经济给出自己的解释。

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于“90年代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1]一文认为，90 年代我国宏观分配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测算显示,宏观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份额基本稳定,企业所得份额有所减少,政府所得份额略有上升。居民所得份额1992 年为66.13 % ,1998 年为66.17 % ,上升014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1992 年为12.17 % ,1998 年为11.14 % ,下降113 个百分点;政府所得份额1992 年为21.10 % ,1998 年为21.19 % ,上升019 个百分点。整体的宏观分配比例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份额基本稳定,分配向个人倾斜的趋势得到了有效抑制,居民个人收入总量已不是主要矛盾,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1992 年以来,居民所得比例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总体上趋于稳定。由1992 年的66.13 %先下降为1993 年的63.16 % ,后上升为1995 年的65.16 % ,此后一直稳定在66 %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新华、曹永福在“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2]一文中，经过对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认为尽管居民储蓄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已从1992 年的26%，上升至2001 年的37%，但剩余的63%除小部分用于手持现金外，仍主要形成了银行存款（存款约占94%，其余基本为手持现金）。另外，2001 年住户部门还持有相当于其同期银行存款额约1/3 的银行贷款，从额度上看，大约其中的2/3 被用于证券投资，另外1/3 被用于支付保险准备金。可见缺少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仍是居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郭浩在“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文[3]中分析的结论是，住户部门的储蓄占总储蓄的53 % , 占国内可支配收入的21.13 % , 但其资本形成只占资本形成总额的14.14 %。住户部门获得的收入占国内可支配收入的68.14 % , 但只使用了52.18 %。1992～1998 年累计, 供其他部门使用的储蓄59858 亿元,为国内可支配收入的15.16 % , 总储蓄的38 %。因此, 居民部门是最大资金盈余部门, 盈余部门需要通过融资行为提供给其他部门使用。美国的储蓄率在15 %左右, 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只有5 %左右, 都远低于我国; 因此我国企业是最大的亏绌部门,住户是最大的盈余部门, 金融活动主要是把住户部门的资金盈余配置给企业部门使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徐念沙、喻贵华也认为[4]，从部门间宏观资金流动来看,近年来我国住户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50 %以上,它的资本形成总额只占全国资本形成总额10 %以上;而企业部门总储蓄占国民总储畜的比重只有30 %多,它的资本形成总额却占全国资本形成总额的近80 % ,即住户部门是资金结余部门,它用储蓄满足其他部门的资金需求和社会总的资本形成。

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消费部门资金总量，基本上保持稳定，居民个人收入总量已不是主要矛盾,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居民储蓄过大，而企业所需资金不足。

而从《中国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里面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大于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因此，从总量上判断，不少研究者都得出居民个人收入总量不存在问题的结论。

从研究方法来说，我国当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比例法，即研究国民收入的各个部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据的比例是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稳定不变。另一个是用数量比较法，即比较当期的收入与支出之差，来分析研究收入是充足还是短缺。最后一个是分析收入中的消费部分内部的贫富分化关系。

但是，对于实物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货币形态收入分配问题，则国内几乎没有文献涉足。如果说有所涉足，那也是将《资金流量表》中的收入与支出比较，来考核购买力是否充足，即为本论文所说的“数量比较法”。但没有文献去试图跟踪实物经济背后的货币资金流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