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华侨历史

1.漳州至今有多少年历史

漳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武后垂拱（685-688年）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建制。秦汉时只在闽粤通道的盘陀岭设蒲葵关；晋代初年在梁山下建绥安县；梁天监（502-519年）年间在荆城（今靖城）建兰水县；梁大同六年（公元504年）在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

唐高宗总章（668-760年）年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常连结一起反抗唐王朝。至仪凤（676-679年）年间，高宗诏令玉铃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二千多入闽，并统领岭南行军奋力征战。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率领其众，平定了闽粤边境，在云霄县的漳水之北且耕且。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州治最初设在云霄县的西林，因旁有一水叫"漳江"，所以叫"漳州"。同时，在绥安故地设置漳浦县。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迁往龙溪（今漳州芗城区），改称漳州郡。元代改称漳州路，明清两代称漳州府；民国初年并为汀漳龙道；1934年改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福建省第六行政区，又叫龙溪专区；1969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7月实行"地改市、市管县"行政体制，原来的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邮政编码： 363000，电话区号： 0596。

漳州建置后，沿革多变，管辖范围和县份不一。唐垂拱时，分出泉州所辖龙溪县一部分隶漳州，分置漳浦和怀恩两县；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废怀恩县，割龙溪县来属；宋乾德（963-968年）时，领县除龙溪、漳浦外，还有龙岩、长泰，共四县；元时增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成化（1465-1487年）年间，增加漳平县；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析出平和县；嘉靖九年（公元1734年）龙岩分出升为直隶州，并管辖漳平、宁洋两个县，漳州府范围剩下七个县。民国以后，从漳浦分出了云霄县，划漳浦和诏安的一部分建置东山县，复从龙溪县分出了华安县，这时管辖又增加为十个县了。1951年6月1日，在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建立了漳州市；1960年春，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市；1985年7月原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原漳州市又改为芗城区。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17°-118°、北纬23.8°-25°之间，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东北与泉州接壤，西北与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全市总面积1.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万，绝大多数为汉族，也有畲族、高山族等21个少数民族。漳州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祖居地，旅居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有70万人，台湾人口中1/3的人祖籍是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的府地。

漳州西北多山，东南濒海，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1℃，无霜期330天左右，年平均日照在2000小时以上，年平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左右，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全年皆可旅游。

漳州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据考证，早在1万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周划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始建州冶于漳江之畔（今云霄境内），故名漳州。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迁至今址。明代曾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1300多年来，沿革多变，管辖地域不一，至1950年，设置福建省人民 *** 龙溪地区专员公署，1986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6月，地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区。1993年6月，龙海撤县建市（县级市）1997年1月，龙海市、芗城区各划出一部分辖区成立龙文区。漳州市遂辖八县一市二区，即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南靖、华安、长泰县和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

2.漳州于（ ）年建州,至今已有（）的历史

漳州于公元686年建州，至今已有1325年的历史。说明漳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漳州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位于东经116°53′-118°09′、北纬23°32′-25°13′之间，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东北与泉州接壤，西北与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是全国沿海经济开放区。全市陆地面积1.26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拥有福建省第一大平原--漳州平原。全市总人口452.6万，有汉族、畲族、高山族等22个民族居住在漳州。辖八县一市二区，即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漳浦县、诏安县、云霄县、东山县、南靖县、平和县、长泰县和华安县，下设120个乡、镇、街道。漳州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祖居地，旅居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有70万人，台湾人口中1/3的人祖籍是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的府地。

200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34.7亿元，农业总产值205.0亿元，工业总产值598.6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2.4:37.2:4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5.7亿元，出口总值7.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7.14亿美元，财政总收入27.8亿元，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17.0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7.8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36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761元。

漳州市有丰富的植物资源、水产资源、矿产资源和温泉资源

3.漳州有什么历史文化古迹

漳州有历史文化古迹：

芝山

原名登高山。在福建漳州市西北。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山上长紫芝，改称紫芝山，简称芝山。从天宝山起，有十二峰峦起伏，逶迤至此峻拔高耸，为漳州主峰。自唐以来，梵宇称盛，开元、净众、法济诸寺先后兴建。因年久荒废，仅存甘露、威镇、日华三亭。甘露亭，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天降甘露，知府孙裕乃建。威镇亭，与郡南威镇阁相望，乃以威镇名亭。始建于明弘治间，嘉靖十九年同知谢纮重建，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郡守魏荔彤重建，改名万寿纪恩亭。日华亭，明崇祯间建，以旭日初升，丹曦满亭，故名。

仰文楼

在福建漳州市中山公园内。原是唐宋以来漳州府后楼，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知府魏荔彤改建为仰文楼。1932年4月， *** 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在此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对扩大工农武装，巩固闽南革命根据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元光墓

在福建漳州市浦南乡石鼓山。陈元光（657—711）字廷钜，号龙湖，河南光州固始人。父陈政在绥安县辖地云霄（现为县）戍边战死。陈元光接替父职，平息绥安之乱。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上《请建州县表》，建置漳州郡，首任刺史。在任厉行法治，重垦荒，兴水利，使漳州日臻繁荣。唐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陈死于征战中，就地安葬于绥安溪大峙原，贞元二年（786年）移葬今址。墓碑题“唐开漳陈将军墓”，墓前原有石牌坊，已圮，现存石羊、石虎及华表柱各一对，附近五叠石上镌刻有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漳浦蔡世远侍郎撰写的修墓记。

南山寺

在福建漳州市南郊。系闽南著名佛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历代重修，现存建筑为清光绪重修。寺宇宽旷，气象雄伟，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殿。大雄宝殿内奉金身坐佛三尊，殿右挂一大铜钟，系元代延柏年间铸造，直径1.15米，高1.84米，重1,300余斤。藏经殿建于右侧坡上，收藏《三藏经论》及 *** 《华严经》等珍贵文物。殿中龛内有玉佛一尊，用纯白大理石雕成。殿左廊旁有净业堂，堂中有天然巨石雕成弥陀佛像，高5米亲，为唐代大型造像。1930—1931年间，陶铸担任闽南特委书记时，曾在此领导闽南革向活动。解放后陶铸重返漳州，曾赋诗云：“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山妩媚故人稀。”

嘉济庙碑

在福建漳州市青年路旧嘉济庙中。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立，郡人林钎撰文，邑人李宓书。碑阔127厘米，高148.5厘米，字作中楷，书法精妙，乃李宓中年所作。李宓字羲民，布衣，工诸体书，为当时名书法家董其昌所欣赏。董尝具书市请书，自叹不及。漳州现存李书碑版，惟三平、嘉济二碑，而嘉济碑石质尤佳，且保护完好。此碑拓本流传甚广，为闽南金石刻巨擘。

漳州文庙碑刻

在福建漳州市文庙内。碑刻颇多，元延祐，明洪武、成化、万历等碑记，均已毁。今存者有二：一为清康熙八年（1669年）修建碑，郡人宗人府丞唐朝彝撰文，西宁道戴玑书丹；一系1924年“重修漳州学宫碑”，康有为撰并书，碑高184厘米，阔78厘米，青石，字大径寸。康有为书法渊源北魏，写此碑时年已古稀，然工力深纯，笔气雄健，拓本及真迹影印本，均为人重视。

4.漳州的历史杰出人物有那几个

《漳州百年百杰》

上起中日甲午战争，下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代，仿佛看到了甲午战争后，漳籍英豪赖乾、简太狮等在台湾痛歼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看到了辛亥革命前后，追随孙中山的苏眇公等仁人志士的反清倒袁革命壮举；看到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积垒、王占春等英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动人事迹，看到了在八年抗战中苏精诚、李林等英雄儿女在抗日前线英勇献身的民族气节；也看到了建国后谷文昌等党的好干部改变旧山河、建设新漳州的创业篇章；看到了科教战绩领头雁高庆狮、郑绵平等英杰勇攀科学高峰的开拓身影；更看到各行各界才俊及漳籍台胞、侨胞和华人华裔为祖国、为漳州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其涉及范围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诸领域，为我们提供了追寻漳州百年风云的历史舟楫，也为我们在新的世纪续写辉煌的历史提供了厚重的启示。

展示漳籍先贤奋发风采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很多敢为人先、奋发有为的漳籍人士，除了大家熟悉的闽南文坛三杰：林语堂、杨骚、许地山外，还有无数铿锵的“第一”：有建国前闽南的第一任地委书记卢叨；带领农民打响八闽第一枪的“平和暴动”总指挥朱积垒；在抗日烽火中心晋冀豫边区开办八路军第一家银行的高捷成；第一位组建“漳州110”的郭韶翔；第一位漳籍菲律宾华裔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第一位新加坡的航运大王林秉祥；第一位在东南亚建立橡胶王国的华侨陈齐贤；香港漳州同乡会第一任会长康良材；开办漳州第一家工厂的早期企业名家孙宗蔡；开辟漳州第一条公路的闽南公路先驱者施大鎏；创立漳州第一个“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家吴惠天；第一位写出台湾通史的历史学家连横；第一个研究并写下50万字《中国修辞学史》的教授郑子瑜；第一位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体坛赛场上冉冉升起的泳坛名将吴传玉；第一个在残奥会上夺取跳高金牌的漳籍选手吴燕聪……

期待龙江儿女继承风范

沿着这些杰出人才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漳州发展前进的脚步声。历史是不朽的，百年英杰用 *** 点燃了昨日辉煌，托起了今天的绚烂。正如漳州市委书记刘可清在《序》里所说的“真诚期望《漳州百年百杰》能有助于全世界人民加深了解漳州，感悟漳州；更有助于龙江儿女激发起强烈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齐心协力，团结拼搏，把漳州建设成为一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气息相融合的海峡西岸港口大市、工业强市、生态名市。”

5.谁知道漳州龙海市的历史

龙海，福建省漳州市辖市，由原龙溪县、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县，后撤县改市为龙海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九龙江下游。东与厦门经济特区隔海相望，西与漳州文化古城及南靖、平和两县接壤，南与漳浦县交界，北与长泰县毗邻。行政区划为程溪、九湖、颜厝、榜山、角美、紫泥、石码、海澄、东园、白水、浮宫、港尾12个镇，东泗、隆教二个乡，还有角美工业开发区、程溪农场、双第华侨农场。全市总面积1 1 2 8 平方公里，2008年总人口80 .39 万人。

龙海市是国家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海峡西岸对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之一，是水仙花的故乡，素有“鱼米花果之乡”的美称，是全国百强县之一。

6.漳州市东山县有哪些地方的历史最让人感动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陆域处北纬23°33'—25°12'，东经116°54'—118°15'。面积12873.3平方千米。辖芗城、龙文2区，龙海市，云霄、漳浦、诏安、长泰、东山、南靖、平和、华安8县。人口450.27万，通行闽南方言。漳州是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有外籍华人、华侨70多万人，台湾现有人口中，祖籍漳州的占35.8%。

漳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名胜古迹众多。闻名海内外的避暑胜地东山岛、朝圣宝地三坪寺，终年游客如云。宋城赵家堡、云洞岩、南山寺、白礁慈济宫、隆教火山口、书洋上楼群、百花村等，是旅游揽胜的好去处。

7.谁知道漳州龙海市的历史

龙海，福建省漳州市辖市，由原龙溪县、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县，后撤县改市为龙海市。

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九龙江下游。东与厦门经济特区隔海相望，西与漳州文化古城及南靖、平和两县接壤，南与漳浦县交界，北与长泰县毗邻。

行政区划为程溪、九湖、颜厝、榜山、角美、紫泥、石码、海澄、东园、白水、浮宫、港尾12个镇，东泗、隆教二个乡，还有角美工业开发区、程溪农场、双第华侨农场。全市总面积1 1 2 8 平方公里，2008年总人口80 .39 万人。

龙海市是国家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海峡西岸对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之一，是水仙花的故乡，素有“鱼米花果之乡”的美称，是全国百强县之一。

海外的道教简介

土楼，是利用未经焙烧的按一定比例的沙质黏土和黏质沙土拌合而成的泥土，以夹墙板夯筑而成墙体（少数以土坯砖砌墙）、柱梁等构架全部采用木料的楼屋，简言之，就是以生土版筑墙作为承重系统的任何两层以上的房屋。根据《现代汉浯词典》的解释，所谓“楼”，就是“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子”。据此，一层的房子，即使以生土墙承重、以木料作为柱梁等构架，也不能称为土楼，只能称为土屋。[1]?

土楼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形式，被称为汉民族传统民居的瑰宝。

土楼是分布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以生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生土与木结构相结合，并不同程度地使用石材的大型居民建筑。它们是几次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动荡和民众大迁徙的产物。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是福建土楼。[1]?

土楼已被严格确认的福建土楼建筑有3000余座，主要分布在福建省龙岩永定县、福建省漳州南靖县和华安县，其中又以客家土楼为代表。土楼的兴建高潮是在中国动乱与客家族

群由中原向南方迁移之际。这些时期包含唐末黄巢之乱、南宋政权南移与明末清初。直至17世纪之后，不但让客家人最后定居于中国东南沿海，也让土楼分布地点

以中国闽粤地区为大宗。出于抵御山林野兽、强盗的需要，并体现儒家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乃建造此种形式特殊的建筑的。

土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产生于11—13世纪（宋元时期），经过14—16世纪（明代的早、中期）的发展，至17—20世纪上半叶（明末、清代、民国时期）达到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而这一过程又与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密切相关，福建尤为明显。[1]?

土楼在建筑形式上，也经历了从土堡（寨）到土楼的发展过程：生土夯筑的长城、民居—生土夯筑的土堡（寨）—堡（寨）宅合一的早期土楼—无石基土楼—成熟的土楼。

土楼的产生与中原居民大南迁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晋永嘉年间（307—

312年），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又出现罕见的大旱和蝗灾，中原居民大量举族南迁，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了福建，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福建开始显现新的生机。唐

宗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巩固对福建的统治，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中原府兵入闽，驻扎福建南部的漳州等地。唐末（7—8世纪），中原人民为避战

乱，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了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和北部的建州等地。上述进入福建东南部漳州、泉州等地区的中原汉人，在与原住民的相互融

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闽南话为代表的福佬民系，并通过随后不断向海外迁徙，形成了主要分布东南亚各国数以千万计的闽南华侨群体。

北宋末期，特别是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北方受金人攻打、

土楼(15张)

统治，中原民众举家南迁者甚多，这些南迁者多经江西赣州进入福建西南部的汀州，带入中原的语言、文化，经过与当地文化的长期融合，形成了以客家话为代表的

客家民系，并通过随后的继续向南、向海外的迁徙，形成了主要分布于中国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的客家人群体，以及世界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客家华侨群

体。

考古成果表明，从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乃至中亚、东亚的广

阔区域内，就开始了以生土夯筑房屋、聚落建筑的历史。从11—13世纪始，传统的生土建筑艺术在特定的历史大迁徙背景和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中，衍生并发展

繁荣了“土楼”这一奇特的建筑品类。福建土楼记载着这一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在土楼的建筑形式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福建的生土夯筑技术已相当成

熟，福州新店战国晚期至汉代古城遗址（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公元前1世纪）等所遗留的城墙，均为生土夯筑而成。唐五代（7

—8世纪）以后，福建地区出现的具有强烈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其堡、寨的墙体也多以夯土依山而筑。[1]?

土楼海报

这些生土夯筑的土堡（寨），自古至今绝大多数被当地人称为寨，基本上已毁，或仅存残墙断壁，或已被拆除重建，或仅作为地名沿用至今。上世纪

40年代以前出版的《永定县志》，就记载了许多寨的名称，但其中多数已荡然无存，被后来兴建的土楼或砖混建筑所代替，极少数只留下部分可以辨别的遗存，至

多仅存残墙断壁。迄今所知，南宋以前永定境内就有溪南里的新寨、赤寨、西湖寨、金寨、仁梓寨、龙安寨、水寨、高寨、犁头寨、罗寨、永安寨，丰田里的上寨、

新寨、下寨、中寨、龙王寨、网岗寨、何家寨、黑云寨、湖洋寨、铜鼓寨、地上寨、龙旗寨、廖湖寨，金丰里的太平寨、杨家寨、天德寨、苏屋寨、曾屋寨、高头

寨、金山寨等等。这些寨均以生土夯筑而成，既是民居，又是具有突出防卫功能的建筑。[2]?

对于最古老的土楼的研究，目前发现最早记载“土楼”的文献是《重修虔台志》。

《重修虔台志》记载：

“福建永安县贼邓惠铨、邓兴祖、谢大髻等，于嘉靖三十八年聚党四千人，占据大、小淘水陆要道，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且与龙岩贼廖选势成犄角……”

同书同卷接着又记载道：‘已复攻围土楼，禽贼首吴长富，斩一百一

蓝丽娜土楼油画《悠然见南山》

十九级，独邓兴祖据楼抗拒，攻之不克。公委推官刘宗寅亲诣连城益兵三千四百，屯姑田，潜夜部勒……而土楼仍未破也。漳南道调发把总郭成苗兵一

千，永安县民兵四百来。时贼中有投降何五福者，愿为内应，兴祖所遣细卒求救于龙岩廖选者，又为官兵所执，贼计穷，听五福诱，邓兴祖、谢大髻出巢告招，伏

起，二酋就缚，大兵乘势攻入土楼，获二酋妻，杀其拒敌者，余贼奔溃，兵焚其楼以旋”。[4]?

漳州土楼研究专家曾五岳先生认为福建圆土楼发源于九龙江中下游及比邻地区，是漳州先民抗倭的产物。土楼是明代九龙江下游及比邻地区的漳州人在抗击倭寇的血雨腥风中创造出来的，它最早出现的时间应是明嘉靖年间。

而据1997年版《南靖县志》记载：全县建造历史500年以上的古土楼有

18座。建筑年代最久远的是书洋乡石桥村溪尾洋社的永安和书洋乡下版寮村的辑光楼及裕昌楼。永安楼约建于元代中期，辑光和裕昌楼约建于元末（1368年左

右），距今均已600余年。明清时期建造的土楼占52%。今存建筑400年以上土楼有27座，300年以上有37座，200年以上有130多座。土楼建筑

技艺传自邻近的闽西。古土楼大多数请永定、上杭的泥匠和木工师傅来建造。清代以来，南靖客家人对土楼建造已相当熟悉。[5]?

根据永定县土楼专家胡大新的研究，永定县城郊乡古二村的方形土楼龙安寨，

始建于北宋时期，迄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为最古老的土楼。2009年6月17日至7月6日，由福建省考古队对龙安寨土楼进行考古试挖掘。在探沟范

围内，揭露出两期相互叠压的遗址和地层堆积，出土了北宋时期的近百件陶、瓷器残片，器形有罐、碗、碟、炉等生活用品。第一期地层堆积为生土夯筑而成的土墙

遗址。第二期发掘的遗址有房子、道路、生土墙、护坡等。该土楼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至少在北宋以前永定县境内就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民居建筑土楼。[6]?

宋元明时期（11—14世纪），由于社会动乱，许多战事延至福建境内，再加上沿海地区时常遭受海寇侵袭，这些具有强烈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形式所具有的功能，逐渐被移植到民居建筑上。以四周夯土墙与围墙内部木结构建筑共同承重的土楼建筑形式，逐渐大量出现。

特别是唐宋时期，客家民系在江西赣州、福建汀州地区形成后，不断向福建的

东、南方向拓展，不可避免地与先期进入福建并扎根于此的福佬民系居民产生冲突。而且客家民系进入福建后的二次迁徙，多以家族为单元，举族而迁。为了拥有生

存空间，适应新的生产、生活和防卫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既能适应聚族而居、具有高度防御性的要求，又必须适合当地特殊地理环境，就地取材，便于建造，在经

济成本、建筑材料的获取等方面具有可行性的建筑。由土堡、土寨形式演化而来，集居住、防御等功能于一体的实用的围合型生土建筑——土楼建筑艺术逐渐在这一

地区产生并发扬光大。福建土楼就是这样在民族迁徙的历史背景下，在长期的实践中被创造并延续至今的，把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生土建筑技艺推向顶峰。

公元11—13世纪（宋元时期），是福建土楼的产生形成阶段，规模较小，大多没有石砌墙基，装饰也较粗糙，建造形式上呈正方形、长方形。这一时期，永定客家土楼以馥馨楼、日应楼、豫兴楼、月成楼、源昌楼等为代表。

发展阶段

14世纪末开始至17世纪初（明代），随着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

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和闽西南山区寇、贼屡发，融防御与居住为一体的福建土楼建筑形式被广泛采用。明末清初（17世纪）大学者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十六册福建省部分引明万历（1573—1620年）版《漳州府志·兵防考》城堡条记载到：“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

辛酉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来，寇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尤多”。标志着福建土楼进入发展阶段。[1]?

这一时期，也是客家民系、福佬民系与当地人民经济、文化互相交融的时期。据1997年版《南靖县志》卷六的资料统计，由永定迁入南靖开基的有21个姓氏，迁入平和县开基的有10多个姓氏。[5]?

而漳州土楼分布与客家民系的分布，基本重合，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诏安县土楼，分布在秀篆、官陂、霞葛、太平4个乡镇。前3个乡镇是纯客家区。太平是客家福佬混居区，客家福佬人口比例约为6：4。

南靖县土楼，分布在梅林镇和书洋镇。这两个乡镇基本上是客家人居住，福佬居民约占5%。

平和县土楼，福佬人和客家人都住土楼。但土楼分布区主要在客家乡镇和福客混居乡镇。

华安的土楼比较少，目前只有64座，居住者有福佬人和福佬客。

实际上，现在南靖讲闽南话的土楼居民，从他们族谱记载的迁徙路线，以及他

们在从事宗教、祭祖，丧葬等活动来看，仍然保持客家民系的方式与特点。如“吕秀莲的祖籍地南靖书洋吕厝（龙潭楼），现在是一个通用闽南话的村落。但该村吕

姓是明代中期从永定大陂头迁入的，老底子仍是客家。”[7]?

成熟阶段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清代、民国），福建省西部及西南山区的条

丝烟、茶叶等加工业蓬勃兴起，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提高，居民对住宅的要求更加迫切，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

人口的增长，为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让更多的宗亲几十人或几百人聚族而居，以适应家族的兴旺，居住的安全，方形、圆形和府第式等丰富多彩的土楼应运而生，

建筑形式渐趋考究，功能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以土楼建筑为主体的村庄。19世纪晚期，海外文化影响在部分土楼建造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一些土楼内出现了

中西融合的建筑形式与装饰。福建土楼达到了鼎盛阶段。[1]?

以五实楼、奎聚楼、永隆昌楼、裕隆楼、福裕楼、环极楼、遗经楼、富紫楼、

衍香楼、裕德楼、业兴楼、振成楼、振福楼、永康楼、侨福楼、善庆楼、福盛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土楼，是永定客家土楼在全盛阶段的杰出代表。这些土楼表现出在

公元17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数百年间，不仅规模空前庞大、结构越来越合理、功能越来越齐全、装饰越来越讲究，而且建筑风格、种类向多元化趋势发展的历

史进程，[2]?

是永定客家土楼在全盛阶段的杰出代表。[1]

中国的道教已经传播到了中国的国门以外。据已故的台湾道教文化研究的前辈龚群先生在1984年的文章提供的材料。

1 1980年代各地道坛或道观及道士数量 1.1 亚洲以外 1.2 亚洲 2 传播海外的方式 2.1 请出型 2.2 交流型 2.3 带出型 2.4 谋生型 3 海外道教的功能 3.1 心灵慰籍 3.2 民族凝聚 4 参考资料 5 注释 1980年代各地道坛或道观及道士数量 亚洲以外 北美洲：道坛或道观54座，道士25000人； 南美洲：道坛或道观85座，道士27000人； 欧洲：道坛或道观98座，道士29000人； 非洲：道坛或道观54座，道士3400人； 澳洲：道坛或道观130座，道士9500人； 亚洲 日本：道坛或道观12座，道士4200人； 韩国：道坛或道观11座，道士3400人； 泰国：道坛或道观9座，道士5200人； 缅甸：道坛或道观7座，道士2700人； 印尼：道坛或道观4座，道士820人； 印度：道坛或道观2座，道士120人； 菲律宾：道坛或道观258座，道士38000人； 新加坡：道坛或道观198座，道士27000人； 马来西亚：道坛或道观135座，道士12500人；

这些材料，尽管统计的年代比较早，同时，人们也尽可以不全部相信。但是，这些材料出自龚群先生之手。而龚群先生是台湾从事道教的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老前辈，他著文专门介绍这些材料，一定有他的根据和理由。无论如何，中国道教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角落，这已经是今天的人们共同看到的不争的事实。

传播海外的方式

道教向海外传播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历史上，道教的海外传播曾经有过三种方式。

请出型

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强盛而辉煌的时期。当时，中国对于自己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周边国家也曾经要求中国派遣各种使者去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信仰和文化、科学、技术等等。在这些使者中，就有道教的道士。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就属于这种类型。

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约618－649年），国人争奉五斗米道。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据中国的《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被请去的道士是沈叔安。《三国遗事》还说到，过了几年，当时的高句丽丞相盖苏文向皇帝进言，「儒释并峙而黄冠未盛」，于是派使者去唐朝学习道教。唐太宗就派遣叔达等道士八人到朝鲜半岛，还带去了《道德经》。叔达等道士到了高句丽以后，还奉命到各山川举行镇祭仪。

宋代时，高丽又派人到中国来请道士，还培养了高丽道士，建立了道教宫观 ── 福源宫。福源宫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里奉祀三清画像。高丽道士并不出家。他们白天在福源宫内行斋仪，晚上回家。据资料记载，福源宫的高丽道士都用中文念经，用中 *** 科仪，并没有使道教的经典和科仪「本地化」。因此，当中国的国力开始衰微，影响减小，加上没有识中文的道士的时候，道教在朝鲜半岛上的传播就中止了。

交流型

历史上，中国和外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着或紧密或疏远的交流关系。随着这些交流活动，道教也交流了出去。道教对于日本的影响就是如此。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的260年中，曾经先后派出大约19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各种制度。这些使者在回国的时候，也把中国道教的文献和信仰习俗带回了日本。

据七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当时，日本由来华学习的人员带回去的汉文典籍，其中就有道教典籍63种。这些年来，日本学术界围绕着道教传入日本的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两次从事长期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有日本学者询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日本没有道教的宫观和没有神职的道士，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道教对于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是客观事实。日本历史上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天皇」，而「天皇」这个词就来源于道教的天皇大帝、天皇真人。天皇传承有三件神器：玺、镜和剑，而这三件神器正是道教的法器。日本的皇室和朝廷崇尚紫色，而紫色正是道教崇尚的颜色。日本的历史典籍《延喜式》中收有日本民族宗教 ── 神道教的祝词，其中有一篇〈献横刀咒〉。〈献横刀咒〉里面都是道教的词语，奉请的神明也是道教的神灵。列举出来，一看就明：

「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禄人，请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祚。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1]

这篇祝词奉请的神灵是中国道教的神灵，甚至其中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也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这份〈献横刀咒〉不管是谁书写的，是日本人写的也罢，是百济人写的也罢，它收录在日本的历史典籍里，记录的则是中国道教给予日本影响的痕迹，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带出型

所谓带出，就是指中国人出国时将道教带了出去。在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果遇到被侵略的危险，就会要求中国派军队支援。例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当时的明王朝就应朝鲜王朝的要求，出兵打退了丰臣秀吉的军队。明朝时中国的关帝信仰日渐兴盛，明朝军队在朝鲜所到之处也盖了关帝庙。于是关帝信仰也传入了朝鲜半岛。军队后来撤走了，可是关帝庙却留下了。只是朝鲜的关帝后来从一位忠义的武神演变成了主管人间财富的财神。

越南的北方，从中国广西的友谊关（原名镇南关）一直到红河流域，在历史上曾有中国军队镇守。那里至今仍有一些供奉真武大帝的庙观。真武大帝，即道教的玄天上帝。宋明时期，玄天上帝的信仰曾经广泛流行过，这些庙观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带出去的痕迹。

谋生型

在中国国力衰微时，从清代末年起，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出现了多次出国的 *** 。一次是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当时中国正值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溃，外国列强蜂拥入侵，天灾人祸，民众贫困。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闽粤一带的老百姓，有的下南洋，有的去北美，世称这是第一代华侨。第一代华侨，出国就是为了谋生，他们经济力量单薄，文化水平低下，只是经过四五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在海外站住脚跟。另一次出国 *** 出现在1949年前后。

当时面对中国的政权变动，某些对于前途存有顾虑的人纷纷出国，人称第二代华侨。第二代华侨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经过四五十年的努力，他们也在南洋或者欧美站住了脚跟，有的还在商界、学界或者政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再一次 *** 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时出国的人，有的为了求知识拿学位，有的是为了打工赚钱改善生活。他们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大多数并无政治上的目的，因此，他们学成以后，或者赚了一点钱以后，又悄然回国。这三次出国的潮流，出现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以及出国人的素质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客居于异国他乡，也把中国人的信仰带到了异国他乡，包括道教。

第一代华侨，当时他们下南洋，没有轮船，没有气象预报，在茫茫的大海上，蹲在木船里十天半个月，说不上甚么时候就碰到台风、瘟疫和海盗，因此，他们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他们上船的时候，大多要从故乡的神庙里请上一尊神像，或者一枚写着神号的灵位木牌，同时，从故乡神庙的香炉里包上一小包香灰。他们带上这些护身神物，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如果顺利达到目的地，他们就在沙滩上用木板搭起小屋，供奉来自「唐山」（祖国故乡的代称）的神像或神位。时间久了，来自同乡的人多了，就把神像或神位移供在同乡会里，或者某个同乡的家里。后来，华人在种植、畜牧、矿山或小商品买卖等方面取得成功，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海外华人就集资购地，建庙。有的庙观的兴建碑文中写道：「庙观里的每一根木料、每一块砖石、每一根石柱或者石梁，都是从「唐山」带来的」。因此，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的庙观是从唐山「分灵」出去的。不过，这些庙观大多由同乡会或者董事会来管理，并没有道士参与其事。像日本著名的神户、横滨的关帝庙一直没有道士。神户关帝庙的中元普度道场历来由日本黄薜宗的和尚行仪。正因为这些庙观是华侨自发建立的，所以，其中集中了明清以后民间信仰的特征，儒释道三教融合。日本的横滨关帝庙还供奉土地神，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还建有城隍庙。城隍和土地都是管理中国土地上的事情的神祇，如今在海外庙观中变成了「外交官」。

南洋一带的道士，包括从泉州、福州、潮州和琼州（海南）等地去的，大多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到南洋的。这是因为第一代华侨此时已经有能力，也有需要按照故乡的信仰习俗举行道教的礼仪活动。所以，他们就要求有道士来南洋主持道教活动。而下南洋的道士则除了要做道场以外，还要种田、养殖或者经营杂货买卖，以维持生计。下南洋的道士大多属于南方散居的正一派，道学修养有限，因此，无容违言，随着第一代华侨出洋的道士的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可是，随着第二、三代华侨而兴建和传播的道教庙观就不同了。近十年来，香港的青松观在已故的侯宝垣道长的主持下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青松观，例如：美国青松观、澳大利亚青松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青松观、新加坡青松观、加拿大青松观等等。这些海外的青松观都是依靠香港青松观的财力，按照道教全真派道观的建制建立的。其内部制度和科仪活动都仿照香港青松观。尽管海外的青松观目前都已走上自给自养的道路，但是，他们同当地的依靠乡缘和亲缘建立的道观不完全一样。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似乎更加规范。当然在这些道观中的道士，也是近十余年出国的，其道学水平比较过去的散居道士要高，其科仪活动也符合正统的道教信仰的要求。

海外道教的功能

海外的道教，由于其生存的条件同中国本土的道教所处不同，因此自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海外道教保存的派别比较多；海外道教供奉的神祗杂乱而众多；海外道教的组织化程度不一，有的比较松散；海外道教的科仪活动已经大大简化，但是，有些还保持着某些古老的传统。

尽管海外道教与中国本土道教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都使用同样的经典，供奉同样的神明，因此他们在华人中仍然发挥着共同的功能。这种共同的功能，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实体的功能、文化传承的功能和沟通神人的功能。除此以外，海外的道教还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例如：心灵慰籍的功能、社交场所的功能、民族凝聚的功能。

新加坡的东北部有一个淡滨尼镇。早年华人前辈在这里开垦芭地，从事种植、养殖以及淘洗泥沙等工作谋生，形成了许多村落，先后形成了二十来所神庙。淡滨尼镇最古老的华人神庙是「顺兴古庙」，初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已有150年的历史，供奉洪仙大帝。据传，当年淡滨尼人烟稀少，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没，伤害村民。洪仙大帝收服老虎为坐骑，从此民众平安，虎患断绝。于是，当地村民遂建顺兴古庙，供奉洪仙大帝。另外，还有淡滨尼九哩大伯公庙、新芭大伯公庙和洛阳大伯公庙等三座大伯公庙。大伯公原是中国福建和广东一带的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淡滨尼原来有一条狭窄弯曲的道路，车辆繁多，车祸频繁，人命伤亡屡有发生。后来，当地华人聚会一致决定，在道路附近建立大伯公庙，祈求村民出入平安。据传，当地从此合境平安。</ref>《淡滨尼联合宫庆成典礼纪念特刊》，16、53、77、85页，新加坡</ref>

现今淡滨尼镇的二十来所的神庙，因为建设新镇的需要而联合建成了淡滨尼联合宫。淡滨尼联合宫已经成为新加坡目前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每逢神诞之日，联合宫中祭仪隆重，香火兴盛。华人如同在故乡土地上一样，在祭拜中向故乡的神明倾诉和祈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道教与海内道教一样发挥着同样的沟通神人的功能。

新加坡的女皇镇有座忠义庙，忠义庙内奉祀关帝。已故的汪水戆先生曾经回忆忠义庙创建的历史说：「无尾港村当时人口稀少，大家过著寂静平淡的生活。为了取得心灵的慰籍及村民能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便有需要建一间神庙，让居民有个祈拜求神保佑村庄家户平安的地方。在一些村老的推动下，大约在1931年间，便在村里某一户家里设立暂时的神坛奉拜关圣帝君、代天巡狩、大伯公三尊神像。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一个可供膜拜的地方，在晚间大家也可在此聚集聊天，喝茶欢叙。」「几年后，村庄的善男信女越来越多，家庭式的神坛已不敷应用，大家就商讨另找地方，建一间较大的庙宇，当时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便将一间放置货物的房子，献捐作为庙用。众人同意后，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便将这房子重修，以亚答板筑的墙的庙宇终告完成，以后便将设在家庭的神坛搬移进来，众善男信女有个更好的庙宇膜拜。后来大家认为，应取个庙名，大家赞同以忠义庙为庙名，所以忠义庙就是当年取定的」[2]

心灵慰籍

所谓心灵慰籍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为了谋生，离乡背井，奋斗在海外，生活孤寂，需要心灵的寄托和慰籍。他们虽然人在异国，却仍然把心灵寄托于故乡奉祀的神明，希望神明护佑自己的谋生，平安如意，祈求家乡的亲人身体健康。 所谓社交场所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在异乡客地谋生，奔忙劳顿，起初居室简陋，有事需要与同乡同胞交往，缺少合适的场所。庙宇原是公产，在故乡历来是公众议事交际的场所，因此，海外华人把家乡这一传统带到了海外，兴建庙宇，也是为了华人交际活动的需要。

民族凝聚

所谓民族凝聚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生活在异国的不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他们的共同信仰把他们对于祖国和故乡的情结外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每当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时，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一起烧香，一起跪拜，团结和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在艰苦奋斗中获得一种不孤独的凝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