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古墓葬法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辽代墓葬木头是什么木

有的

无锡越国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件三彩琉璃陶器，经专家考证，它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琉璃器。

越国（公元前2032—公元前222年），处东南扬州之地，是中国夏朝、商朝、周朝时期由华夏族在中国东南方建立的诸侯国。始祖为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大禹的直系后裔。越国与杞国、缯国、褒国等皆为大禹后裔子孙所分封。

三彩陶器始于南北朝，兴于初唐，故称唐三彩。三彩器，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

瓷器品种

考古工作者在无锡越国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件三彩琉璃陶器，经专家考证，它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琉璃器。

这件以8条蛇盘成的玲珑球，以前从未见过，文献上也没有过记载。球身分上下两层，每层盘着4条首尾相衔的越人图腾——蛇，球体上大面积饰红彩，蛇头和蛇身上绘着蓝色的琉璃釉。它质地非常软，能保留2000多年十分不易。

琉璃烧制工艺后来在我国大量使用，例如故宫等古建中所用的琉璃瓦。这次发现的“玲珑球”，其低温烧制方式和后来的唐三彩如出一辙。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它很可能象征着王权或神权。据考证，以往我国考古出土的琉璃器最早是在东汉时期，这件“玲珑球”的出土，对研究我国的琉璃史弥足珍贵。

历史

宋三彩

继唐代之后，宋代仍继续生产三彩器，磁州窑系各窑及河南的登丰、修武、宝丰等地为其主要生产区域，在河南巩县芝田村也曾发现宋三彩窑址。

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以生活用具为主，有枕、洗、盂、盆、盘、佛塔及一些

宋三彩

玩具，陶俑相对较少。宋三彩的胎质有的粗松，含杂质较多；有的细密坚硬，胎色白中泛灰或呈浅红色，表面敷有一层化妆土。彩釉以绿、黄、褐为主，还有艳红、乌黑及翠绿等，蓝釉几乎不见。其釉色虽不及唐三彩斑驳灿烂，却显得非常浑厚、凝重，幽深古朴，颇具特色。

宋三彩的装饰技法较唐三彩丰富，有划花、印花、模印、堆塑和贴花，纹饰多花卉乌禽、人物及波浪纹等，风格清秀典雅。

宋三彩中常见的器型为枕头，有陶制及瓷制。枕，起源于隋，流行于唐、宋、金、元各代，主要用做寝具，同时也用以辟邪、行旅、按脉及随葬等，造型有腰圆、长方形、如意头形等多种。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三彩枕，如意头形枕面，绿釉画荷花水波纹，枕身施黄釉，相间堆塑三个狮面、两个舞人，舞人挥舞彩带，仿佛正在要狮。整个器物纹饰线条流畅，釉面莹润，画面充满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给人以明快之感。1 9 6 6年河南密县北宋法海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宋三彩舍利塔，造型与釉色相互映衬，鲜艳夺目，反映了宋三彩高超的工艺水平。

辽三彩

辽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很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产地为辽宁林东南山窑、辽阳江官屯窑、内蒙古赤峰的缸瓦窑。辽三彩胎质细软，呈淡红色，少数胎质呈淡**，胎上挂化妆土，再施

辽三彩

彩釉。辽三彩有单彩、双彩和多彩器物，釉色以黄、绿、白为主，不见**，从出土物看，其白釉与绿釉微闪黄。许多器物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无釉。只有少数精品挂釉至底足，且釉色浓重，光艳娇美，可与唐三彩媲美。

辽三彩的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的一个依据。1997年12月25日在科左中旗出土了一件交颈鸳鸯壶，壶身施黄、白、绿色釉，鸳鸯体形肥硕，交颈环绕，双翅并拢，短尾下垂，足曲于腹下。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

清三彩

所谓三彩、五彩都是在烧成的陶瓷素胎上进行彩绘，然后再低温烧烤而成的釉上彩瓷

清三彩

器品种。彩绘用色以黄、绿、紫等三色为主，不用或少用红色，称为“三彩”，又因黄、绿、紫三色色调淡雅素净，又称“素三彩”。彩绘用色若以红、黄、绿、紫等五色为主，则称五彩。 清三彩以康熙三彩为代表，大多是单线平涂外，还有一种不画纹样点染而成的，色彩斑斑驳驳，自然天成，与唐三彩相似。

素三彩

“素三彩”一词首先出现在清末寂园叟《陶雅》中：“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其中的“三”代表多数，无特定含意。之后，中华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

素三彩

说瓷》中也提到：“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1989年版《辞海》中“素三彩”的定义是：“瓷器釉彩名。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

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始于明正德年间，清代康熙时继续烧制”。除此之外，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因色彩中没有红彩，故名”。认真说来，“素三彩”一词最初就没有严谨定义，所以至今仍具有很大笼统性。

“素三彩”中的“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含意：一种为该器使用“素胎”（又称“素烧胎”）烧制。“素胎”是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预烧的胎，它既可增强坯体机械强度，使其在搬运时不容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出于以上原因，该工艺在陶瓷制作中经常使用。另一种是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该器所用色釉以“素色”为主，故名。

1.传统素三彩 与明代制品相比，清代御厂制作更趋细致、复杂化。清初部分素三彩瓷逐渐使用黑彩勾勒代替以往的雕刻划线，使画面精致许多，这种变化应是御厂制瓷者借鉴当时五彩瓷绘画总结改进的结果。因此，清代素三彩制品更加多种多样，既有延续明御厂传统、使用雕刻纹做分界线的，也有雕纹刻画与其他色釉图案互不干涉、相互并存的。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不少康熙素三彩制品中白釉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牙**调，据说是因为烧制不理想，才使白釉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2.创新素三彩

康熙时期，御厂出现一种使用黑彩勾勒轮廓的新素三彩，极可能是制瓷者借鉴当时五彩瓷绘画风格所得的创新品种。清代素三彩的最大变革莫过于御厂工匠在制作传统素三彩时积极引用新兴的粉彩，研制出素三彩与粉彩的组合器。该类器物甚至使用到胭脂红（即荤色），使“素三彩”更加名不符实了。

种类

黄地三彩

康熙朝与黄地三彩工艺类似的还有绿地、米地、紫地等三彩形式，就黄地三彩而言，先在素胎器上刻花，然后施彩，釉面肥润，色调鲜明，纹饰层次清晰。康熙朝的这些色地与彩绘均为低温含

黄地三彩云龙纹盘

铅釉，烧成后釉面和彩釉的硬度较高，有自然氧化作用形成的“光晕”现象。这也是鉴别康熙三彩真伪的重要根据之一。

代表

黄地三彩云龙纹盘：敞口,弧腹,圈足.内外施黄釉,器心黄釉底上精刻饰褐彩,绿彩双龙戏珠纹,外腹黄釉地上饰褐彩,绿彩花果纹.外底有"大清雍正年制"褐彩楷书款.罕见宫廷之物

墨地三彩

墨地三彩是康熙三彩中最为名贵的品种。先在器上施以绿釉，复施墨釉，即成墨色地，再以泛紫的深墨笔道勾描花卉、禽鸟、荷莲等图案，填绘黄、绿、紫、白各色，谓之墨地三彩。其笔

墨地三彩

画娴熟，层次分明，刚劲有力，传神自然。康熙墨地三彩为民窑产品，在当时供孝家之用，产品少，因而十分珍贵，康熙墨地三彩器，目前国内少见，有些早年流散到欧美一些国家，法国罗浮宫艺术博物馆就收藏有我国康熙墨地三彩大花瓶、大罐、大棒槌瓶、观音尊等。由于它的珍贵，传世品中仿品不少，多为光绪及民国时的仿作。

墨地三彩：撇口，长圆颈，长四方瓶体，呈上圆下方结构，旨在体现华夏民族早先的“天圆地方”意识。这种方瓶，在古玩界称之为方棒槌瓶。瓶平底，底有四方脐，脐内有釉，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寄托款。瓶身四开光内绘“西厢记”故事，其中有“乘夜逾墙”、“长亭送别”、“衣锦还乡”等情节故事。纹饰绘画采用墨地三彩，其墨色地釉漆黑光亮，形成机理是用珠明料盖在绿色釉上面，经低温火烧成。在上以黄、绿、赭彩绘画。人物绘画神情生动、栩栩如生。

虎皮三彩

虎皮三彩康熙三彩品种之一。用黄、绿、紫三色釉间隔混杂点染于器表，经烘烧，自然晕散形成不规则的，似虎皮状的斑块，谓之“虎皮三彩”，也称为“抹三彩”。虎皮三彩常用于盘、碗和福禄寿

虎皮三彩多穆壶

三星人上。清末至民国有仿品，鉴别时要注意真品胎骨细腻，较沉重，釉面光亮坚致，虎皮斑大小不一，自然垂流，仿品大多彩斑为人工点染，形态刻板。

代表

虎皮三彩多穆壶：清·康熙 虎皮三彩多穆壶。高43厘米，底径13厘米 这种器形是模仿藏民族盛放饮品的器皿，现一般称之为多穆壶。壶身通体施虎皮三彩釉。 虎皮三彩釉是清代康熙时期素三彩品种之一，以黄、绿、紫三色釉相互交融，晕成杂斑，又称为虎皮斑。此壶形体高大，造型秀美，釉质亮丽，色彩斑斓，是最具藏族民族特色的瓷器艺术珍品。

釉下三彩

釉下三彩， 又称“釉里三彩”，釉下三彩是清代康熙时期创烧于景德镇的一种高温装饰彩瓷。它以氧化钴、氧化铜、氧化铁3种元素为着色剂，再罩以透明釉而烧成，集青花、釉里红、豆青3

釉下三彩孩儿枕

种色彩于一器。这一品种其实是在青花釉里红的基础上，增加了豆青色。由于3种高温彩对温度的要求各有不同，对窑室气纷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能把它们集中于一器，并能使3种彩料的发色恰到好处，极不容易。因此，釉下三彩器的出现，证明了釉下彩的工艺大大提高了一步。也许是由于烧造难度较大的缘故，传世的康熙釉下三彩器甚少。民国时期有少量的仿造品。在广东省博物馆的陶瓷藏品中，恰巧这两类的品种都有。现选其中典型的几件介绍如下，并探讨康熙器与民国仿品的异同。清康熙朝烧造量不大，传世品更是极为少见。

代表

釉下三彩孩儿枕：此枕为釉下红,兰,褐三彩,米黄釉,底边四周有一圈雕刻花纹,胎呈灰色并微显红色,胎内有极小黑点,周身釉内开满纹片,入釉极深,整体造型优美,人物栩栩如生,应为当时之精品。

是柏木。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2016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证实，去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的辽代贵妃墓主人出自辽朝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任皇后，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

去年9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罕见的辽代贵妃墓，墓室为青砖砌墓，平面呈圆形，穹庐式顶。墓门上覆有彩绘，唐风浓郁，色彩艳丽。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央清理出一方墓盒，墓盒表面有阴刻篆体“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九个字。但在棺木中，只发现了指骨，经过四次过筛，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

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于统和四年（986年）嫁给圣宗，并被立为皇后，育有两女一男，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是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