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镇的经济

2014年虞山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5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6.5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1亿元，工业开票销售收入512亿元、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716亿元。

2013年虞山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42.95亿元，同比增长9.0%；工业总产值1021.92亿元，增长6.7 %；服务业增加值528.35亿元，增长12.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0.82亿元，其中工业投资35.51亿元，增长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72亿元，增长16.0%；注册外资1.57亿美元，到帐外资7569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58亿美元。 虞山镇分城区、郊区两大部分，城区主要从事工商业，郊区则以农业为主，兼营石匠、泥瓦工等建筑性行业。

建国前，虞山镇地区实行的是封建土地制度，绝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农民缺地少本，并承受高额地租、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盘剥，更兼生产工具落后，栽培技术因循守旧，农作物产量极低。据1949年调查，当时稻谷亩产仅200公斤左右，三麦亩产50公斤左右，油菜籽亩产40公斤左右，农民终年辛劳，还是入不敷出，只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极度贫困的生活。建国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提高了农民发展农业、改善生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1956年，农业全面实现合作化，变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结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八五”期间，特别是虞山镇和琴南乡、城郊乡合并以后，镇政府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总方针，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坚持加大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并积极推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和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的丰产丰收。1995年农业总产值1542万元，比1990年增长1.7倍，年递增11.5%。三麦单产293公斤，比1990年增产30公斤，水稻单产585公斤，比1990年增产54公斤。1996年，又一次夺得粮油生产的全面丰收，水稻单产达604.2公斤，三麦单产302公斤，油菜籽亩产153.5公斤，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是年，全镇筹集资金932.93万元，投入劳力561.15万多个工日，建设和改造农田水利，新建、整修、调整排灌站8个，新建水泥沟渠、暗渠3200多米，年末拥有的农机总动力共3272.3千瓦，农业全年用电量10670万千瓦时，化肥施用量（折纯）439吨，农业服务体系逐步健全。至年底，镇村二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服务机构有52个，土地规模经营单位3个，各类专业大户42个。全年复耕土地共150亩，改造整治低产田400亩。1997—1999年，全镇又疏浚大小河道73条，筑造圩堤护岸1377米，新建排灌站11座，修筑板沟渠道15741米，平整复垦耕地66亩，修筑中拖路及村级公路11.8公里。

截至2014年，虞山镇已建、在建、拟建示范小区有9个，共203万平方米，可入住近7000户。同时，该镇加大投入，高标准建设省级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省级农业产业化专项工程和水稻工厂化育秧基地，确定了“一主十辅”的农业生产发展思路，在优化稻麦生产的同时，发展果品、花卉、水生蔬菜和菌菇等10个品牌农产品，放大现代都市农业特色。 虞山镇历来是常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口密集，市场繁荣，手工业历史悠久。

早在明代洪武年间，纺织作坊已经遍及全镇。宣统元年（1909年），城区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的虞兴布厂在泰安街下塘开业。民国2年（1913年），城区创办电厂，出现了电力工业。民国7年，城区已有工厂33家，手工工场314家。行业有染织、电力、碾米、榨油、制革、织席、缝纫、鞋帽、家具、五金、印刷、刻字、书坊、笔庄、棕藤竹器制作等。沦陷时期，虞山镇棉纺工业、粮食加工业一度兴旺，并刺激了以修配为主的铁工厂的发展。

1949年，城区工厂177家、手工业779家。建国后工业生产得到恢复。至1952年，城区大小工厂175家，手工业916家，工业总产值4889.2万元。1956年，私营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手工业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是年，城区工业总产值6610.6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35%。1958年，在大练钢铁，大办工业的高潮中，短时间内全部手工业合作社（组）并建上升为18家手工业合作工厂，城区街道办工厂猛增至94个生产单位。是年，工业总产值6320.8万元。1961年，虞山镇工业进行全面调整，至1963年，手工业合作工厂调整为11家，街道工厂压缩为11家，年工业产值1948.45万元（1963年国营、公私合营工厂划归县管，产值不在此数）。“文革”期间，全镇工业出现了波动徘徊的情况。70年代初，手工业合作社（组）先后合并为手工业合作工厂，部分街道企业发展上升为镇办工厂。1971年，全镇工业总产值3211.82万元。其中手工业合作工厂2931.81万元，镇办工厂201.91万元，街道办工厂79.1万元。

1978年，镇属工厂在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积极发展横向联营，引进技术和资金，扩大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发展。此后虞山镇个体经济、民营企业迅速发展。1986年，常熟市划入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区，虞山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跨出国门，境外办厂，吸纳外资，创办三资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工厂体制已越来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企业效益下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镇于1994年9月，成立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推行企业体制改革工作。1996年8月，虞山镇成立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全面开始企业转制工作。是年，全镇三资企业111家，其中停办或未建成项目27家，民营企业243家，镇办工业26家，村办工业85家，街道办工业52家。全镇工业总产值187291万元（其中个体工业49000万元）。至1999年12月，全镇工业系统转制企业106家，其中镇办工厂15家，村办工厂61家，街道办工厂30家。是年，全镇工业总产值193626万元，其中镇办工业67460万元，村办工业72166万元，私营工业54000万元。

位于虞山脚下的虞山高新技术产业园2010年成为国家级开发区江苏省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组成部分，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国家级乡镇科技园区。截至2013年园区已有日本夏普、富士电机、阪神集团、英国怡和、台湾良机、大稳电子、开关制造、机械总厂、中江制衣、忠鑫织造、常建管业、富安娜、苏源热电等250多家企业入驻，项目投资总额突破150亿元，形成了以电子电器、机械制造为特色的产业群体，跻身常熟市三大工业板块之一。

方浜工业集中区是虞山镇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板块。首期开发面积380亩，建设25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已基本实现了“五通一平”。

2013年虞山镇实现工业总产值1021.92亿元。

2014年虞山镇实现工业开票销售收入512亿元。 唐武德七年（642年），常熟县治从南沙（今福山镇）移往海虞（今虞山镇），就有对茶、盐、酒征收商税之例。至宋代，商品交易形成“定点市场”，今青果巷一带即当年商贾交易旧址，县政当局在税务弄开设市易务管理市场，政府年纳税万余贯。元至正二十五年（1288年），朝廷降旨地方，允许在籍秀才从事商业活动。随着本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受吴中流通贸易的影响，在明万历、天启、崇祯近70年间，虞城商业已初具规模，且商品多数与本地农产品有关，如粮食加工制品、棉纺织品等，因此市场的旺淡往往受制于农业的丰欠。其间，民间手工艺品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从明代流传至今的名篇《核舟记》，就是以描述天启年间虞山艺人王叔远所作微雕而名扬天下。时客籍商人纷纷来虞开店经营。在县东街经营直至建国前夕的刘正大铜锡铺，即为徽州人所开，其三百余年的悠远历史几可与苏州的孙春阳南货铺媲美。明末，虞城商业发展迅速，后经战乱，百业凋零。直至乾隆登基，政局基本稳定后，地方商业才得以复苏。乾隆元年（1736年），城内有牙行1014户，包括典当、绸缎、染坊、杂货等店铺，以后又不断增加。纷至沓来的客籍商人开始倡会馆、建公所，今南门西庄街与北门口尚留残址的徽州会馆和宁绍会馆，分别创立于明代和清代，是镇内较早的会馆。市上销售商品，除地产品外，民间食用的油糖杂货大多来自苏州。康熙二十年，朝廷“大开海禁”，船只往来如织，外贸兴旺。至清代中叶，西方鸦片大量流入常熟，由药用转为日用消费，由私下交易转为公开销售。1840年鸦片战争后，洋货渐来自上海，食盐来自浙江和淮扬。常熟米业历来称盛，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城内有米行105家，米市规模在吴中地区名列前茅，与无锡并称两大米市。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地方设立常昭商务分会，加强了行业管理。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物价紊乱。一时商团、民团相继成立，以维护商界利益。民国7年（1918年），城内有行业131个，商号和厂商1182家，为数众多的是粮食、酱酒、菜馆、饭店，还有多为分工较细的小本经营，诸如席、帽、纸、笔、鞋袜、花粉、织带、绳索、梳篦、雨伞等专营店铺。次年略有缩减，各种店、行、坊、庄、铺、馆1156户，涉及121个行业。20年代，与传统手工业生产相关联的前店后坊的店铺渐多，各种作铺约占总商户数的四分之一，牙行约占四分之一，饮服行业约占五分之一，其他诸如花粉、珠灯、灯笼、零剪、纸扎、钉靴、烟袋等店，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民初颁“剪辫令”后，理发店顿时生意兴隆。辛亥革命后，旅馆业悄然兴起。民国21年，城里有公司行号42户，较大商店212户，涉及25个主行业。常熟米业一向称雄沪上，时城区米行达147家，占全县米行总数之62.5%。至民国36年发展到244家，仅南门米市，旺季日成交量达万石以上。

1937年常熟沦陷后，城区横遭日军轰炸劫掠，寺前街、冲天庙一带商业区顿为一片废墟，被杀害的商人有46人。1938年春，战事西移，为谋生计，商贾权且复业，但百业萧条，规模远不如前。因战争而使市场上生活日用品奇缺，一些“胆大者”铤而走险作“跑单帮”“走私”营生，穿越封锁线贩运紧俏商品，以求谋取高额利润，但为此而断送性命者时有发生。受战争打击最大的有花边、电讯、皮货、木行等行业，其他行业也呈下滑趋势。1941年2月，日伪发行“中储券”，物价涨了干余倍。其间，唯客栈、饭店、赌场、烟铺、妓院等场所畸形发展。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城厢内的商店迅速发展到2100余家，摊贩800余户，涉及绸布、百货、酱酒等52个行业，私商就有2049户，其中对市场影响较大的有“四多”，即转手倒卖纱号多（24户），经营土布多（32户），做粮油买卖的行、店多（245户），从事金融牟高利的多（78户）。但是，战后货币贬值和美商洋货倾销给刚要复兴的商业市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民国35年，米价疯涨，刺激了各业物价的直线上升，造成通货膨胀，，市场一片混乱。常熟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城厢商业占有地理和物产的优势，特别是大米、花边、菜肴在民国时期的吴中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城内已形成以寺前街一带为最繁华商业中心，东门、南门并沿市河延伸为主要商业街的商业格局。而分布于城郊地区的主要商业街，还有如兴福街、六店街、顶山街、邹巷街、泄水街、宝岩街、山前街、李桥街等村间商业小街，以茶馆、肉庄、烟杂铺、豆腐店居多，有的还有酒肆饭店、米菜摊头，以及一些与农民生计密切相关的手工作坊，商品和价格素受城内影响，但又具有乡商特色，大多为小本经营的夫妻老婆店，极少租用房屋和雇用他人。

1950年，城区设市，建立工商局，商业隶属其下，下辖9个专业公司。其时，政府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扶持供销合作商业，私营商业逐年下降。1952年底，国营商业、合作社、私营商业的批发比重分别为60%、4%和36%。“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商业进行机构调整，对私改造、国合分工和执行统购统销政策。1957年4月，商业局划出部分业务设服务局，下辖4个专业公司。1958年，城区撤市建立虞山镇。是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掀起，机构合并，网点减少，商业人员为4535人。1960年，商品紧缺，主要商品实行凭票购买，购物票达78种之多；部分高价供应，全镇有“高级食品”供应点54处。1963年，形势好转，高价品逐步退出市场。1975年，仅粮、油、布仍凭票证供应。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革”运动使商业市场陷入混乱，机构撤并、人员下放，由工人和农民管理商业。国有商业受到抑制，集市贸易被卡死，私营商业几乎绝迹，商品供应紧张，服务质量下降。1976年，全镇商业网点195个，人员1968人，营业额1097.56万元，利润47.65万元。1979年，职工子女被允许顶招（接替父母）进店工作。1981年10月，镇机关设置商业科，管理五个行委。1984年，行委被划归市商业局，镇商业科同时撤销。80年代初，商业部门推行经营承包制，鼓励商业企业兼业经营、横向联合。1982年末，县属部门在虞山镇设有98个零售门市部，41个展销和服务部，镇属5个合作商业中心店下设139个商业网点，镇劳动服务公司和街道居委开设服务点48个，共计326个商店。近郊公社在镇开设商业门市部29个，登记批准的个体商户273家、集贸市场4所。年商品零售和服务收益达亿元。1984年，特色商店接踵而开，山景园、王四酒家等老店新开，可乐餐厅首次把西点推向市场。群众购买食品出现“食品要罐头、水果装篮头、卷烟论条头、啤酒讲箱头、糕点挑盒头，海参、开洋称斤头”的新动向。家用电器从凭券购买到敞开供应。1985年，水仙牌洗衣机在本镇首设特约维修站。彩电紧俏，甚至限购销售，一些商家还推出“有奖销售”。同时，假冒伪劣商品抬头，烟、酒、药、粮票、羊毛衫等假冒案接连不断。1987年，娱乐业开始涉足虞城，文化馆首家营业性舞厅开张，游戏机、桌球房随处可见。商店推行租赁经营并开始形成商业竞争，各业竞相让利、降价销售。

90年代，自选商场相继开张。1992年，镇政府大力发展流通事业，次年专门成立负责三产发展和管理的镇商业科（三产办公室）。1995年镇成立商会，并颁布《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暂行规定》（简称《40条》），当年个体商业户猛增到13776户。1996年，全镇三产成交额创百亿，其中招商城成交额达到90亿元。1997年，现代化商业大厦不断崛起，各业小商店鳞次栉比，市区的商业网点达到3392个，从业人员有18120多人。经营商品五光十色，并且逐步形成了颇具专业特色的商业街道。整个商业市场呈现国有、供销、物资、厂商、私营、个体六分天下的争雄局面。随着公有制商业企业全面推行“转制”，私营经济成分不断增长。1999年，镇、村、街道所办商业部门，有53个分别转为私营、个体、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经营单位。

2004年，虞山镇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亿元。汽车市场、常熟国际汽配城形成了“六区一城”新格局，市场交易额达13.2亿元，绿地常熟老街、中江凯悦大酒店、天铭大酒店、维多利亚度假村、时易初莲花大卖场、琴丰住宅区等总投资60亿元的一大批项目先后动工建设，并积极筹备国际礼品城等专业市场的开发。

2014年实现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716亿元。

2013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72亿元。

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

一、我国资源特点及态势

我国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点，即既有优势又有劣势。我国资源总量大，是世界资源大国，但因人口众多，又是世界人均占有量较低的资源小国；我国资源品种类型齐全，但不少资源质量不高，开发难度大、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匹配，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加之管理不善，导致我国交通运输全面紧张。今后，无论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开发利用各类资源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基本特点。

未来我国资源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的态势愈加严峻。随着人口持续增长，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人均资源消费量迅速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潜伏着后备资源不足等问题。我国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若干主要农产品、矿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进口量还会大幅度增长，势必以最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状况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数量。建国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以高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若仍以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二、资源潜力

我国自然资源形势虽然严峻，但还是有相当潜力。当前大面积农业产量，只有气候生产潜力的30－60％，在20亿亩耕地中占2／3的中低产田，有近50％至一倍的生产潜力；还有5亿亩宜农土地与17亿亩林牧荒山草坡，可供发展农林牧业；灌溉水有效率可提高20－30％左右，工业用水有效率也可提高30－40％；矿产资源浪费惊人，全国平均开发利用总回收率只有30－50％，比发达国家低10－20％。我国每万美元的国民收入，消耗能源20．5吨标准煤，降低能耗潜力较大。我国矿产资源勘探程度还不高，油、气、金、铜等已探明储量都只有预测资源量的1／5－1／4，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也不及预测资源量的20％；非金属矿资源潜力很大，已探明的矿种80种中，形成一定生产能力的只有20余种。总之，挖掘我国的资源潜力在于依靠科技进行深度和广度开发。

三、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面对我国资源相对紧缺，浪费惊人，以及我国正处于对资源需求量大的状况，必须建立资源低度消耗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建立以重效益、节能、节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建立以节约运力为中心的综合运输体系；建立节约资本与资源的技术经济体系：提倡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服务体系；建立社会分配合理、注重社会效益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求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不断提高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

人多既是包袱又是财富，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是克服资源危机的另一个主要途径。人口与资源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口，越是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越是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越是建设资金短缺，越是要强化人力资本投入；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越是要发展教育科技。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今后十年我国劳动力资源存量迅速增长、抚养系数较低、年轻劳动力比例较高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黄金时期，特别是16－29岁人口群约占总人口27％，他们正处在受教育和参与劳动的最佳年龄段，当务之急是开发和有用这部分人力资源，造就一支数量大质量高的产业大军，否则再过十年，这种优势将会消失，这不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而且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同时也要抓紧组织现有较高水平的人才，发展高新技术。

四、我国资源发展战略与基本对策

（一）开源与节流相结合，以内涵挖潜为主。这是由于我国资源紧缺，技术落后，管理不善，浪费严重，节流大有潜力的总体情况所决定的。要根据不同资源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侧重点： 耕地以深度开发为主，致力于提高单产。重点要发展中低产田，当前主攻中产田，提高复种指数；适度开垦宜农荒地资源；集中力量建设好占全国粮食总产量1／3的洞庭湖、鄱阳湖、江汉、江淮、淮北、松嫩、三江平原和四川盆地八大片商品粮生产基地。

森林资源，对森林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保护、经营管理好现有森林，加强迹地更新与木材综合利用，同时加快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逐步绿化荒山荒地，以扩大森林的生态效益和丰富野生生物资源。

草地，北方草地要通过轮牧合理利用，控制载畜量，防止进一步退化，逐步有计划开发牧区2．5亿亩宜农土地，建立饲草饲料基地，以提高牲畜质量；南方草地牧业要与林、农相结合。

海、淡水产资源要在搞好保护管理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海、湖资源增殖和水产养殖，提高水域生产力和单位产量。

水资源应以节水为重点，同时开辟新水源。近期以配套挖潜与充分利用当地水源为主，重点放在占用水量80％的农业用水上，以及供需矛盾尖锐的北方地区。

矿产与能源应开源与了流并重，近远结合。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勘探步伐，增加资源储备。以石油、天然气、铜、贵金属等急缺资源为重点，加强东部老矿区外围，深部及隐伏矿产的勘查，加快西部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勘探、适度开采，重视非金属矿产开发利用。集中力量，建设好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黄河上游能源、有色金属基地，新疆油气能源基地和攀西－六盘水能源原材料综合基地。企业技术发展的重点是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总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旅游资源有很大潜力，但要长线旅游与区域旅游相结合；在加强东部热点的深层开发，进一步发挥其龙头辐射作用的同时，对中西部地区采取更灵活的政策，高速网络布局；切实加强旅游业的管理和旅游资源的保护。

（二）努力改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走向专业化与社会化生产。对现有耕地全面进行集约经营，增加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投入，并运用先进耕作栽培与饲养技术、不断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如水热较好的南方，只要适当增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因地制宜，推广适用技术体系，其生产潜力就能充分发挥。工业生产应由“小而全”和趋同化转为专业化和协作配套，加强管理，集团经营，调整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

（三）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科技投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需求同资源能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要靠科学技术去解决。因此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发展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的适用技术，重点要解决农业、能源、原材料、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课题，研究节水、节能、节材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寻找紧缺资源的代用品；提高地质勘探，尤其是深部找矿的新方法、新手段，以及超大型矿床开发及采、选、冶的新技术；研究并广泛应用生物技术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资源生产率和利用率，研究“三废”的综合利用。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增加科技投入。

（四）积极通过国际贸易，换取我国紧缺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的进出口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外贸政策和体制多变，不该进口的限制不严，该加工出口的却以廉价原料输出，利权外溢，迫切需要改革。在自然资源的出口上应大力增加附加价值高的资源加工品的出口，代替自然资源原料的出口。对我国迫切需要的部分资源，争取在国外投资建立原料在地，例如与苏联谈判，协助开发西伯利亚南部靠近我国的已勘探完毕尚未建设的大型铜矿、超大型钾盐矿及铅锌矿等。

（五）调整不合理的资源价格，是解决资源危机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产业及其后续产业的关系背离了价值规律，生产资料的价格体系扭曲，造成原料价格过低，导致我国资源产业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落后，浪费严重。例如工业用水仅占产品成本的0．1－1％，农业用水多数地区每立方米仅收几厘钱；我国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39种均不同程度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煤炭工业从80年代初开始全行业亏损，1988年政策性亏损达30亿元。今后随着各类资源供需缺口愈来愈大，提高资源价格势在必行。尊重价值规律，运用价值手段，减少国家对上游产品财政补帖，以增加资源供量；同时迫使下游产业节约挖潜，抑制资源消费量。

（六）打破地区经济封锁，促进省际资源优势互补。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经济技术条件较差，自我开发能力比较薄弱，而东部地区恰恰相反。由于当前体制和利益分配问题，地区之间的封疆割据，各谋其利的现象相当普遍，大大限制了积压自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以地区差异为依据，以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为目标，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出发，打破地区经济封锁，促进横向联系，发挥各省区自然、经济、技术、人力等资源的相对优势，做到省际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均沾，协调发展。可采取互建商品生产基地，实行区域优化分工；建立专项资源产品的期货市场，调济优质产品；或通过补偿贸易、技术转让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七）控制环境污染、抑制生态破坏，提高资源使用价值。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目前我国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日趋严重，自然灾害加剧，大气、水、土壤等污染迅速蔓延，加剧了资源供给的紧张状况，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治理和改善。

（八）强化资源的统一管理，健全体制的协调功能。逐步改革造成资源浪费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是充分发挥我国资源潜力的首要前提。当前在资源的开发与使用上存在着国家与地方、地方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理顺政策与健全体制是充分发挥有限资源潜力的重要前提，应加强对资源的统一管理，特别是少数关键性资源的管理。

要加强国家计委有关国土资源机构的职能，破除部门分割，制定自然资源普查、勘探、开发和保护的长期计划与政策，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开发活动，组织起草各项综合或单项法规等；扩大国家资源资产管理的职能，明确划分产权关系，统管国有资源资产。

（九）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挥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首先要毫不放松实际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抑制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力争21世纪上半叶人口不突破15亿。同时实现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核心内容。乡镇企业仍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发资源，整治国土，如组织劳动力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路筑桥、开荒造田、改造草原、治理沙漠等等。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展就业竞争。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增加就业岗位，有步骤地组织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工程。

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培养各类急需人才。加强农村的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重点改进教学质量，调整专业结构，提高师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