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州的雄州概况
地热田面积300平方公里,储量达100亿立方米,水温在60-100℃,1989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中低温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水产养殖、花卉栽培、洗浴取暖等开发利用已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矿泉水总储量达4亿吨左右,经地质部、卫生部、轻工业部等权威专家联合鉴定,水中含多种有益人体的微量元素锂、锶、碘、偏硅酸等。矿化度五项指标均达到国家饮用天然矿泉水指标,是国内唯一五元素达标的优质天然矿泉水。被饮用者誉为“神泉秀水”。 雄县地处北纬38 ° 55 ′— 39 ° 10 ′,东经116 ° 01 ′— 116 ° 20 ′。平均海拔10米。东依霸州市,南部、东南部隔大清河与任丘市、文安县相望,西南隔白洋淀与安新县相连,西部与容城县相接,西北与高碑店市毗邻,东北与固安县接壤。东西长26公里,南北阔25.5公里,总面积524 平方公里,耕地56万亩,总人口34万人(2006年),县城面积近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万余人。辖雄州、昝岗、大营、龙湾、朱各庄5镇,米家务、双堂、张岗、北沙4乡,223个行政村,199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雄州镇温泉路。
2000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323474人,其中:雄州镇79619人、昝岗镇30284人、大营镇36391人、龙湾乡43379人、朱各庄乡31565人、米家务乡33743人、双堂乡20747人、张岗乡人、27698北沙口乡20048人。
雄州镇 镇政府驻四铺村。面积93.7平方千米,人口6.38万。辖8个社区、45个行政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四铺、五铺、二铺、三铺、常庄、东槐、西槐、大阴、北营、邢村、崔村、坛台、东关、黄湾、小步、邓西楼、韩西楼、艾西楼、杨西楼、红西楼、一铺南、一铺东、一铺西、东侯留、西侯留、南董庄、北马庄、南马庄、李庄头、半庄头、古庄头、亚古城、十里铺、南徐庄、南菜园、北菜园、王家房、马蹄湾、望驾台、贾家庄、南辛立庄、北辛立庄、西安各庄、东安各庄、张魏庄头。
昝岗镇 镇政府驻昝东村。面积43.6平方千米,人口3.03万。辖29个行政村:昝东、昝西、昝南、昝北、赵岗、程岗、邢岗、段岗、袁庄、十间房、佐各庄、昝王庄、梁神堂、刘神堂、张神堂、东河岗、西河岗、小芦昝、大芦昝、小四方、大四方、高辛庄、芦光寺、李林庄、孤庄头、昝家巷、张马浒、王马浒、关李马浒。
大营镇 镇政府驻大营村。面积60.3平方千米,人口3.64万。辖36个行政村:大营、中营、后营、孔码、白码、甄码、张码、赵码、孟庄、许庄、口头、东照、西昝、浒洲、东柳、宋柳、五柳、西柳、陈庄、孙村、小阳、东王、西王、文家营、付家营、皮家营、孙各庄、杨各庄、北大阳、南大阳、西河营、东河营、大崔营、南刘庄、北刘庄、新庄户。
双堂乡 乡政府驻双堂村。面积43.2平方千米,人口2.07万。辖19个行政村:胡辛庄、大魏庄、杜家庄、乐善庄、陈家柳、东岔河、西岔河、中岔河、谢岗、贾岗、宫岗、李岗、老岗、祁岗、邢庄、徐庄、刘庄、双营、冯村。
龙湾乡 乡政府驻龙湾村。面积96.3平方千米,人口4.33万。辖21个行政村:龙湾东、龙湾南、龙湾西、龙湾北、道务一、道务二、道务三、道务四、袁家园、西狄头、东狄头、马务头、高家铺、葛各庄、胡各庄、王家场、大步、洪城、张青口一、张青口二、张青口三。
北沙口乡 乡政府驻北沙口村。面积34.9平方千米,人口2.00万。辖12个行政村:北沙口、南沙口、沙辛庄、茫茫口、东龙堂、中龙堂、西龙堂、龙王庄、小庄、大庄、东留官营、西留官营。
朱各庄乡 乡政府驻王黑营村。面积49.1平方千米,人口3.15万。辖23个行政村:王黑营、北涞河、南涞河、西王槐、东王槐、王克桥、阎家铺、胡家台、陈家台、朱各庄、新盖房、西柳、道口、东阳、西阳、高庄、田庄、马庄、大谢、小谢、王储、王祥、大铺。
米家务乡 乡政府驻米北庄村。面积49.5平方千米,人口2.77万。辖20个行政村:米北庄、米西庄、米南庄、米宁庄、米黄庄、上岔河、蛮子营、仁义庄、米东大、米西大、杨庄、八北、八南、八西、八东、板北、板西、板东、相庄、周庄。
张岗乡 乡政府驻张岗村。面积49.5平方千米,人口2.77万。辖18个行政村:张岗一、张岗二、张岗三、张岗四、开口一、开口二、开口三、开口四、刘家铺、南庄子、里合庄、王家、董庄、张村、高村、韩庄、方庄、张店。 夏朝属有易氏,周庄王三年(公元前 694 年)燕桓侯徙都临易(今容城县古贤村)。春秋时期为北燕之域,战国时为燕国易邑地,燕王喜十二年(公元前 243 年)入赵国。秦统一后,先属广阳郡,后属上谷郡。汉始置易县,属涿郡,治所在今县城西北6公里古贤村(原名古县村),即燕之易邑。东汉易县属涿郡,永元二年(公元90年)改封河间国。
三国魏易县更名易城县,属河间郡。晋易城县属河间国。南北朝北魏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复故名易县;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易县入莫县(今任丘市北),属高阳郡。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灭北齐,莫县仍属高阳郡。
隋仍为莫县地,属涿州,后涿州改为涿郡,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属河间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析固安县和莫县原易县属地,置归义县,属北义州,隶河北道,县治于州中,治所在今县城西北15.4公里容城县王路村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州县俱废,八年(公元634年)复置归义县,属幽州,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属莫州,同年还属幽州,天宝元年(742年)幽州改为范阳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复为幽州,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改属涿州。
五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归义县入燕,属涿州,四年(公元914年),后唐灭燕,归义县入后唐,仍属涿州,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归义县随燕云十六州入辽,属涿州,后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周世宗亲征伐辽,收复瓦桥关(今雄县南关)置雄州,据《雄县乡土志》载,“雄”者,名取威烈,以彰武功,有威慑北辽之意。至此,唐置归义县以白沟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县,南归义先属后周,次年属宋,北归义属辽。
北宋北归义县属辽之涿州,南归义县于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更名归信,仍属雄州。宣和四年(1122年)宋收复涿州,归义、归信两县并存。金天会三年(1125年)归义、归信两县皆入金,后废归义县并入归信县,县仍治于州中。
元至元二年(1265年)废雄州,四年,归信县并入容城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雄州、归信县同时复置,县仍治于州中,雄州属大都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改属保定路。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废归信县入雄州,属保定府。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降雄州为雄县,属保定府。同年容城县并入雄县,十三年(1380年)析置容城县。清顺治元年(1644年)继续沿用明置。民国2年(1913年)2月属范阳道,3年1月改属保定道,17年(1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属河北省。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属河北省第五督察区。27年(1938年)4月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组建冀中区抗日根据地,8月本县成立抗日政府,属冀中第四专区。同年11月县城沦陷。为开展抗日工作,同月,境内西部45村组建雄特区,属安新县,次年8月改为小雄特区。28年(1939年)8月,境内北部38村(含原属新城县8村)组建新雄边区,属新城县;同年10月境内东部、南部52村组建雄霸边区,属霸县。29年(1940年)5月撤销三个边区,再次成立县抗日政府,属北岳区冀北办事处。30年(1941年)9月,改划第四联合县。联合县期间,前段属冀中第五专区。31年(1942年)6月,各专区顺序统一后,属冀中第十专区。34年(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投降,废联合县,恢复单县置,再次组建县政府,属冀中第十专区。38年(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雄县属天津专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属保定专区。1958年10月2日雄县、新城、涿县和涞水县东部地区合并,称涿县。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县政府改称)驻地高碑店,属保定专区。1960年5月3日专区与市合并,改属保定市。1961年4月287日析置雄县,同年专区与市分置,属保定专区。1970年4月26日保定专区改为保定地区。1994年12月,保定地区与保定市合并,雄县属保定市。 ( 1 )雄县南界碑。于清道光十四年六月(公元 1888 年)立于南十里甫村南与安新县赵北口村交界处。碑身青石质,上宽 71 厘米,下宽 66.6 厘米,全长 153 厘米,厚 12.5 厘米。碑上有三行字,中间为“雄县南界”四个大字,右边小字“光绪拾肆年陆月榖旦”,左边“知府用钜鹿知县署雄县事凌燮应石”。
( 2 )袁宗儒碑。袁宗儒字醇夫,明正德三年进士,雄县半庄头人,曾任大理寺寺丞、都察院御史、户部侍郎等职。袁碑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原在袁宗儒坟地内。碑身青石料,长 225 厘米,宽 95.5 厘米,厚 27 厘米。碑首为盘龙图案,中间四字“万古流芳”;碑阴为“万代题名”四字;碑阳为明赐进士弟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赠本部尚书“袁公宗儒”,两旁加刻袁宗儒历任官职;龟式碑座在袁碑现址 7 米以外,埋于地下,只露出一点龟背。
( 3 )隆兴寺碑。 2005 年,在我县米家务乡西大村发现了一石碑。石碑质地为汉白玉,碑体表面光滑细腻,碑体长 1.8 米 , 宽 69 厘米 , 厚 19 厘米。碑身正反两面分别刻有“隆兴寺碑记”,碑体顶端为祥云图案,中间刻有“万古流芳”字样。碑文是清督察院左督御史沈歧所书,经鉴定此碑为清直隶保定府新城县米家务乡上三社隆兴寺之物,碑体左下角刻有“道光二十有二年岁次寅孟夏乙巳月”字样。 雄县古城墙,原是环绕全城的高大土墙,高 11.7 米,宽 5 米,全长 4525 米。城南北各有雄伟的砖砌城楼,现仅存北营村北东西长 83 米,南北宽 14 米,面积 1082 平方米的残墙。
据县志记载:宋景德年间雄州知州即在此筑城修关。解放后在城底下挖出过宋代大缸和瓷碗等器物。此城墙可能为宋代所筑,残存的城墙已由温泉招待所保护。 雄州古城原有四大古建筑,即瓦桥关、圆通阁、慧光阁、雄文阁。均于民国 35 年(公元 1946 年)拆毁,今已无存。
瓦桥关,俗称火帝阁,坐落在南关大街中段,门洞跨越街心,南面嵌有“雄关”二个大字,后亦称雄关。上有庙,南向祭文昌,北向祭火神。唐代置,明代邑人郭存谦重修。
圆通阁,俗称铃铛阁,坐落在温泉路与铃铛阁大街十字路口西北角,明永乐 13 年( 1415 年)云川卫指挥王俊监修。
慧光阁,俗称白衣阁,坐落在南关大街南段路西,祭观音,明万历 33 年(公元 1605 年)建。
雄文阁,俗称文昌阁,坐落在龙宫街中段,祭文昌,明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建。
古代战马如此重要,“天然牧场”失守后历朝历代如何养马呢?
非常难养,但是因为古时候战马是古人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用来代替脚力的必需品,所以又不得不养,因此,历朝历代对于战马是又爱又恨。但是,即使是再怎么又爱又恨,他们也不能放弃养殖战马,而且还要好好伺候它们,不能让它们生病、死亡。因为古时候,战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相当重要,宋朝的战斗力弱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支好的骑兵。
一、战马的重要性在古时候,兵种分为步兵、骑兵等各种各样的,而骑兵不管是在机动性上还是在战力上,都比靠着双脚走路的步兵要好上很多。而且,因为骑兵具有高机动性的特点,所以他们就经常仗着这一点对步兵进行骚扰。就算是不进行骚扰,在战场上面对面强攻,步兵也打不过骑兵。
比如说宋朝,宋朝因为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所以就没有养殖战马的马场。最初的时候,宋朝有一支优良的骑兵,这支骑兵也算是立下了不少赫赫战功。但是因为优良马场的缺失,再加上打仗对于战马的消耗,到了后期,这支骑兵也明显不行了。所以说,要是当初宋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像唐朝一样建立起了优良的马场,说不定最后的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
二、养殖战马的困难性有人觉得,养马有什么困难的,就随随便便给它吃草,然后保证不生病不就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战马养来是要上战场的,所以饲养战马的难度要比饲养其他的,比如说家养的马或者是拉货的马又或者是拉车的马的难度要大很多。首先我们从饲料上面来看,战马吃的饲料要比普通的马精细很多。
在那个经常大旱、大涝,又或者是连年战争的时代,人吃的东西说不定都没有马吃的精细,因为战马的饲料有黑豆和苜蓿等粮食作物。不仅平时吃得好,而且,因为马的胃对于粮食的消化吸收能力、利用率并不是很高,所以马在半夜还得加餐,也就是所谓的?宵夜?。毕竟?马无夜草不肥?嘛,这些俗语都是老一辈人用血和汗得来的。
其次,因为养马的利润不高,所以老百姓并不想养马,更别说替官府养马了。所以说,在王安石的变法之中,有一项保马法,就因为老百姓不愿意替官府养马,而强制性让百姓养马给百姓带来的负担太过于沉重,因为怕事态恶劣化、严重化,所以这项举措不得不取消掉。
不同于其他的被养殖的动物,战马是不能自行繁殖生育的。因为马要上战场,少不了兵戎相见,大家害怕兵戈相交的声音惊到马,然后伤害到自己这边的士兵,所以所有的战马都是被阉过的。不能自行繁殖,那么战马就是死一匹,少一匹。因此战马尤其宝贵,特别是那些血统纯正的、品种优良的战马,就更为宝贵了。如此宝贵的战马,在伺候它们的时候必定要小心翼翼,除了战争损耗外,没有其他损耗那才是极好的。
所以说,有战马的朝代对它又爱又恨,因为作战价值高,但是又不好养殖,而且为了养殖战马,每年朝廷都要搭进去大笔的银两。没有战马的朝代,对战马更是十分渴求,毕竟战马作战的优势大家都有目共睹的,谁不希望自己拥有这样一支战斗力强横的部队呢。
总结而言,即是通过颁布一些条例法令来严格监管养殖战马。
早在商代,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马的重要性,诞生了官方马匹管理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马政”。“马政”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
商代的统治者和贵族对马匹特别重视,因为马匹不但是战争和贵族狩猎时驾驶车辆的重要工具,也是祭祀鬼神的祭品,需求量大,专门从事马匹饲养的“队伍”也很庞大,由奴隶组成。
“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个观点虽然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提出的,但秦朝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政府非常重视,除了在边郡地区大搞官营养马基地,还在内地大建官马厩(养马场)。
秦朝颁布的《厩苑律》,则无异于给马上了一道保险,其中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盗马是死罪,比盗牛的罪行大多了。
汉朝建国没多久,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马政制度,汉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制定的汉律中,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厩律”,吕后称制时,为防止“军资遗敌”,明令禁止母马外流。
汉景帝则接受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卫绾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并将边境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扩大。汉初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部队,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不无关系。
唐朝不但把马政列为“经国要政”之一,马政建设更是前所未有,设立了专门统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将各地六十多所牧马场纳入统一管理,除此而外,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
相比之下,宋朝要比之前其他朝代都“惨”,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养马地,只能用丝绸、绢布去换马,但数量有限,而且非常被动,对方若“断供”,则只能徒唤奈何,所以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总体来说比较弱,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骑兵。
到了元朝,虽然蒙古族号称“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但据《新唐书·北狄·室韦》记载,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并不发达,“无羊少马.有牛不用”,九世纪中叶以后,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响,畜牧业才得到发展,并将马匹的饲养提高到重要地位,发展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
由于地利因素,蒙古人养马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牧场有牧场,要饲料有饲料,连驿站都有牧马地,养马业自然非常发达,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自然不在话下。
据《明朝、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 》,早在“起江左”时,朱元璋就十分渴求战马,派人到处去买马,但所得有限,元顺帝北迁后,他于洪武二年还遣使去买战马,可惜未能如愿。
花钱也买不到,他决定自力更生,于洪武四年“置郡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职牧养”。
洪武六年,朱元璋更是制定了养马之法,令民共养马匹,洪武二十八年更规定“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也设立于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
至洪武七年,明朝设立的牧监达五个,下辖近百个马场。太仆寺的设立,“标志着明朝战马繁殖与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明成祖登基后,朱棣对战马的重视一点不亚于朱元璋,亲自过问马政,还对兵部尚书刘俊做了这样的指示:“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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