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村的作品荣誉

诗歌：《快乐小诗》、《杭州六和塔》、《天涯海角》、《诗魂》、《就是这块土地》、《释佛》、《天台山隋梅诗四章》、《孤山》、《太阳颂歌》

散文：《走过石梁》、《指点葛岭山》、《不惑之鹅》、《石松》、《心》、《梦》、《肾》、《始丰溪·母亲河》、《百年人生外祖父》、《祖国 北京 文学人生》、《嘴赋》、《肋骨赋》、《文人情秀》、《乘着月亮船去流浪》、《毛泽东“蛙泳”渡长江》、《骑牛上扬州》、《诗人胚胎，散文人生》、《中年青春》、《“天地万物皆在吾心中”》、《同在一个地球上》、《从孙悟空与唐僧讲起》、《假使诸葛亮不在三国出现》、《忧思三十年：做人与做作家》

小说：《青春·柔情·旋律》（长篇）、《贞节碑之魂》（中篇）、《大日头》、《小鼠无传奇》、《东山石特传》（《流浪中国一万年》）（长篇）、《相约今生是真情》（长篇）、《中国孤儿青春梦》（长篇青春励志小说）

理论·评论：

《林非作品中美的旋律——美在红杏出墙来》

《知音是艺术灵魂的相遇》

《书山有路风光美——读林非先生〈读书心态录〉漫记》《“文化天台”，新世纪的发展战略》

《天才中国的诞生》 1987年 诗文在省报上发表，朋友奖赏三杯绍兴国酒；

2003年8月 浙江天台文学界召开“天村作品研讨会”；

2004年10月 浙江天台电视台拍摄播出电视专题片《天村的路》；

2004年 获中国作家杂志社、女友杂志社、鲁迅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奖赛大奖；

2005年 获《散文选刊》“古风杯”优秀散文奖；

2005年 获中国作协文艺报、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联合主办的全国文学作品一等奖；

2005年 获台州市天台“旧城改造大家谈”征文大赛奖；

2006年 获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中国当代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

2006年台州电视台、天台电视台拍摄播出天村和月亮船文学社宣传报道；

2006年 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两次发表天村文学创作信息；

2007年 获中国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杯；

2008年 获中国作家世纪论坛文学创作特别奖；

2009年 获《人民文学》瘦西湖杯优秀散文奖；

2009年 获浙江省“优秀文艺人才”荣誉；

2010年国庆节 中国基层党建网和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联合授予“中国骄傲之星”荣誉；

2010年 荣获《中国作家》杂志社全国征文散文一等奖；

2011年 荣获浙江省天台山杯养生文化论文奖；

2012年 被授予“感动中国优秀文化人”荣誉；

2012年 荣获浙江省“天台山文化奖”文学大奖； 高天当“桌面” 大地作“键盘”

昨日多真情 明天有知音

——漂泊中国五十度，青春悲歌歌一曲

天村

1962年4月23日，我生于浙江天台。这一日，是世界读书日。

1968年，我6岁，元宵节上小学。1974年7月，12岁时小学毕业，9月升初中。1976年7月，14岁时初中毕业。因那时升高中是“推荐”，读书好没有用。当我朝天发问：“我为什么不能读高中？”老天无语时，惊闻“万岁毛主席”逝世。临近国庆节，才被一所“五七学校”高中部录取，课本仅语文和政治与普通高中一样，参加全国高校文科考试，历史、地理两门全靠自学，后两度转到普通高中插班学习，数学和英语两课成绩总赶不上去。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社会制度不健全，弊病多多。又喜闻中国搞经济特区，新时期的到来，我大声喝彩。连续三次高考落榜后，想到自己写作是特长，加上那时中国文学热，便是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来临而方兴未艾，不少作家仅凭一两篇作品仿佛一夜间成名，遂踏上名利双收的人生大道。忆当初，很多人都在写稿投稿，我无疑也插上了一对文学梦想的翅膀开始高高飞翔。

1980年，我18岁，金秋季节，就开始向杭州、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文学报刊大量投稿，当年三分一枚的邮票总是整大张地买，稿纸信封也都是成捆地买。因为不断地投稿，所以也不断地收到铅字退稿信。我屡投屡败，还投还败，我坚信，在一万次失败之后，第一万零一次总是成功吧！遇挫时，激情启动，智慧源出，我关注起人和生命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我一面在写稿投稿，同时想方设法找个好工作。清楚记得一次官方招聘，我报名、填表格、交照片后，等待通知考试。结果是被人暗中“卡”掉了，没有接到通知。父亲知道后，在公共场所作了一回大辩理。这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和学校老师讲的美好的“理想社会”，怎么如此大相径庭呵。每每找工作不成后，只好又埋头写稿投稿，寻求出路，这也是最省本钱的事情。在这前后几年，许多亲友为我介绍对象，不下十几门亲事，都被我“谢绝”。有谁能解读我此时的青春梦想啊！

1982年，我20岁，金秋，和一帮朋友在天台国清宾馆，把酒吟诗，点歌抒怀后，回城里时，因我视力差劲，朦胧月色里，自行车载我冲向公路边沟作“英雄”，跌破头皮，颅骨裂痕，缝了20多针，住院20多天。朋友祝福说，“大难不死，必有洪福”，我笑笑，若真这样，定将邀你们再去琼台赏明月，再上华顶观日出。

1983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到北京，寻求文学人生奇迹出现。拜访过《诗刊》社，《北京文学》社，《人民文学》社等。《诗刊》一位老编辑告诉我浙江籍诗人艾青家地址，我带上一部诗稿，找到艾青家，向老诗人请教诗艺。那次，也向有关编辑打听过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和林非先生的单位或家庭住址，都未如愿。尔后一次上北京，满怀青春豪情，决意从首都北京开始流浪，将一份出自镇政府的“到北京拜师访友找工作”的介绍信也撕毁丢进果壳箱，就这样没有了身份证明（那时还没有《居民身份证》），在北京站广场过夜时，被公安人员检查后送到北京市收容谴送总站，过了几天后回浙。这两年，还到过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打过工，寻求人生出路。

1985年和1986年，分别几次到杭州，又转广州等珠三角地区找工作。在杭州《江南》编辑部，拜见过当年编辑俞赞时、徐谓明等老师，因投送过许多部中篇小说稿，收到编辑老师几次亲笔信，为我的稿子提意见，鼓励我。那时的珠三角地区对我的魅力确凿很大，尤其是深圳特区。我多次尝试去那粤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群作淘金梦。有次，也像已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打工作家王十月那样“偷渡”进特区，他“偷渡”成，我却没“偷渡”成。1986年开始写成长篇小说《青春.柔情.旋律》。

1987年，我25岁，春夏时节，再度旅居大上海，租了一间小屋，设想一边打工挣钱，一边业余搞文学写作，创造条件立足大上海。我到过《文汇报》社、《萌芽》社、《收获》社、《小说界》社、《上海文学》社、《解放日报》社，投送过不少稿子。我还自订了《文汇报》和刚创刊的《上海滩》杂志。记得有位编辑讲过，现在“文学热”已过去，转为“赚钱热”了。诚然，这次游学大上海，让我熟悉了不少上海滩风情。我回浙江时，一位爱好文学的上海小姑娘还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她父亲还是副县长，只叹我无福无缘。这年，还到过成都和广州，在南国五羊城参与多家单位招聘，都没中。

正因为找工作屡屡没成全，更鼓舞了我写稿投稿的劲头。1987年秋，幸遇杭州作家田虚先生，文章开始在浙江日报副刊发表，第一次发表的是短诗，得到5元稿费。接下几年，连续发了数十篇。八、九十年代交接几年，已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任编辑记者的老同学江正茂，帮我的多篇稿子向有关报刊推荐发表。

1988年，我26岁，春，随乡亲到四川做生意，和一个“辣妹子”一见钟情，她跟我来浙江天台，成为结发夫妻。1989年5月，大女儿出生，1994年1月，小女儿出生。我的老家在天台县坦头镇的东边，中小学校在镇的西边，我和我俩女儿读中小学，就要横穿整个小镇，足有2公里，每天早上学、晚回家，像过“长征”一样，无疑锻炼了我和我俩女儿。想想我自己，想想俩女儿，天真、聪明、好学，知足常乐嘛。我虽说“官方”工作无数次没找成，未如愿，可在我的信念中，必须吃成“国家饭”。今走到这地步，仍在温饱线上过日子；我把一切都看成是新时期的打工生活，包括在小镇老家种田、栽菜、砍柴、养猪养鸭养鹅。种田还是读初中时，学校有小农场，班主任老师亲手教的；我记住老师一句重要的话，插秧一定要把每一株秧苗插端正，一株秧苗好比一个人，站端正就好，就会健康成长。在那生活艰难时期，是鲁迅的立人精神和丰子恺的生活情趣支撑着我苦苦前行。

有那么许多年，我要感激结发妻子的忠实与勤劳。妻为私人老板打工，都是按件计酬，不分日夜，为多赚点钱，一心为家庭生活过得美好。那些年里，我铭记父母双亲对我家庭生活的帮助，也难忘当年还健在的老祖母帮我带孩子。

记忆到这里，特提上一笔，鉴于全人类所创造传承下的一切文化，在我心灵里一直都很神圣的，故我曾去朝拜“佛菩萨”，朝拜“大帝”们，曾去问津“排八字算命”与“看相”，还“打卦求签”等民间俗文化活动，但我绝不是去相信“迷信”，而是凭文化人的心态，敬畏“天地神佛”，敬畏“宗教文化”、敬畏“民间文化”，并加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我笃信“知识就是力量”、“文化就是财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尊“神佛”坐着。我在此忠告“80后”、“90后”的年轻人，当你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闯世界时，再不要看重装在口袋里的“学历”，不要看重以前曾拥有的“东西”，要学会转身，让生活升华，记住，重要的是如何发挥自己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灵活，再灵活地运用，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同俗众社会所有“迷信”活动拉开距离，阴阳相吻而泾渭分明，只有这样，你心中的“上帝”会时刻佑护着你引导着你——向前，向前，不倦地向前，你会与你今生命定的“贵人”相遇......

不知多少人都这样说，女儿嘛，能读读初中，就可赚钱了，出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我每每听到这种话，心头旋即涌动着悲喜冲撞情绪，经过激烈的灵魂搏斗后，又露出充满喜剧的微笑。我绝不能这样随波逐流，一定要以文化人的独特方式，和妻一起携领俩女儿走好属于自己的路。

1989年，我27岁，春夏，因慕名贾平凹、陈忠实等著名作家，到西安打工游学，在民办的艺术学校，接触到不少有深度有力度的社会文化知识。这年前后的许多载光阴，多次多地方参加函授、刊授等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取得中文系、新闻系大学文凭。八十年代末，写成长篇小说稿《流浪中国一万年》（又名《东山石特传》）。

90年代初，《天台山报》始创，老同学奚德基推荐我的文章在县报上陆续刊载。

1993年，我31岁，盛春一日，风儿骀荡，大气和畅，独个人骑自行车到“台州府城”临海市，100多里路程，早去晚归，中途必经一段盘山公路，雄关险境，风光尽享，就为了购买一本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精装本，快哉！

1997年，我35岁，香港回归日，我前往杭州谒师访友之行，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大楼崛起，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豪壮哉！——回到家，却借酒浇愁，为工作之事，为孩子成长之事，有时真学名家汪曾祺、李存葆那样喝醉，渴望获得创作灵感，一举成功。我对工作的希望一直在，文学的希望一直在。

1998年，我36岁，苏州打工半载，看苏南大地变化非常，全国领先，虽曾为一些小事、大事、家事、国事，既触目惊心，也愤慨非常；——事后，转身想想，相信，中国必定发展，走向繁荣昌盛。这年，我编出人生第一本书——散文小集《雨浴人生小站》。

90年代时光里，我写成散文随笔集《按摩冲动人生》稿子，其中数篇在报刊上先发表。为了不被科技发达的信息时代所淘汰，在八、九十年代间，我先后订过《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江南》、《东海》、《小说界》、《上海文学》、《萌芽》、《收获》、《当代》、《青春》、《花城》、《浙江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现代人报》等报刊。

2000年，我38岁，新世纪灿烂的曙光照耀我、温暖着我一个人在县城租房居住，鞭策我努力打工养家。这期间，曾有亲友约我合伙做生意，试了试，凿实不是做生意的料,亏了几万块。找不成工作又赚不到钱，这么许多年来，我依然一颗童心天真可爱，仿佛与“绝望”无缘结识。不知多少个日子，就吃四、五角一包的两包方便面过一天，或到牛血羹店吃一碗牛血羹和一只馒头加二两白酒，只要一块五角左右，和现今物价比，真是便宜得要命。对此，我还向文学师友骄傲地说过：一块五角钱，就有酒有肉，吃饱喝醉。我生活得无忧无虑啊。这真如陈瑜老师在评论我作品的《廿年辛勤，生活馈赠》一文中说：天村的作品，有一股闪烁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能是天村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功夫。

2003年，我41岁，编出《天村作品自选本》，被列入“中国当代作家精品文丛”，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系诗歌、散文、小说综合文学作品选集。8月份，在县文化界前辈曹志天老师、陈瑜老师和汤达明主席的帮助下，在县文体局会议室为我召开“天村作品研讨会”。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江正茂电话祝贺，并帮我的作品写过一篇短评《初读天村文学作品集感想》，在报刊上发表。

2004年，我42岁，把一家人都接到县城里居住。这年秋，我买来一台600元的小电视机，算是我购买的最值钱的家用电器。在县文学界领导的关怀下，我创办了月亮船文学社，属天台作协团体会员。青少年写作辅导中心，以辅导青少年学生写作为主，兼招全托半托中小学生。是年暑假，大女儿以优秀成绩考上天台中学读高中，读小学的小女儿从坦头镇中心小学转到天台小学，因户籍关系不在同一个学区，要缴借读费，增加不少开支。一家人住到县城里，坦头小镇算是故乡吧。

同年10月份，天台电视台为我拍摄播出近2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天村的路》。

在天台文化界领导和前辈老师的关心与指导下，为爱好写作的青少年朋友达成和美丽的文学梦想相拥抱，为前来学习写作的中小学生有发表文章的良好平台，亦为发展天台文化事业而奉献一颗爱心，特编辑出版《月亮船文学报》，四开四版内部小报，图文并茂，赠送社会各界。小报以发表青少年学生习作为主，并重点刊登名家指导青少年学子如何读书学习、如何踏入社会、如何迈好人生通途等富有极大教育意义的篇章，著名作家王蒙、陈建功、林非、周明、王宗仁、汪兆骞、李晓虹、王兆胜、赵朴初等作品都曾发过。这年，我荣获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杂志社和女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征文大赛诗歌奖。

2005年，我43岁，到北京参加“先觉杯”、“古风杯”中国新文学创作研讨会，聆听李瑛、梁晓声、周明、汪兆骞、苏叔阳、周大新、何建明、牛汉、赵大年、张同吾、肖复兴、张颐武、崔道怡、张宝瑞、苑坪玉等名流精彩演讲。作品《石松》荣获“古风杯”优秀散文奖，并选入汪兆骞主编的《华夏散文精选》。还参加中国作家世纪论坛，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流浪中国一万年》（又名《东山石特传》）获得中国作协文艺报全国文学作品一等奖。作品《乘着月亮船去流浪》和《始丰溪.母亲河》分别入选《中国作家论坛获奖作家文库》2005卷和2006卷。天台文化文章《旧城改造，打响“中华天台城”品牌》获台州市天台县“旧城改造大家谈”征文大赛奖。

同年，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并任理事。

同年8月5日，《钱江晚报》发表我的散文小品《文人也有财富来》，想不到被阿里巴巴、腾讯网络杂志、中国办公网、育龙网、中国食品科技网、上海中小企事业、创业商机网、天津金铺网、大学生家园、广州企业、天下商机等近百家网站或其它大小媒体转载,它们改题目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富翁》、《人以善为贵，学以诚至圣》、《一个文人的小本创业故事》等。

2006年，我44岁，10月，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当代散文论坛，和著名作家林非、周明、石英、王宗仁、卞毓方、肖凤、李晓虹、红孩、王兆胜等名家一起研究探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方向，如何为改革开放新中国创作出合时宜顺潮流的优秀篇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按摩冲动人生》，彩插有著名作家林非先生题写的墨宝，著名作家、《当代》杂志原副主编汪兆骞先生赐写序言，本书荣获中国当代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这年，台州电视台、天台电视台拍摄播出天村和月亮船文学社宣传报道。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两次发表天村文学创作消息。散文作品《文人情秀》荣获中国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杯。

2007年，我45岁，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

同年，去北京拜谒林非先生、周明先生、肖凤教授、李晓虹博士等著名作家、理论家，围绕文事畅谈，接受淳淳教诲。导师授我创作之道，解我人生之惑，让我听到文学之神在前方殷殷召唤，创作灵感在心尖上任由春风吹动景色，导我步入一种潇洒的大美艺术境界。

同年，大女儿以优秀成绩考上国家211重点大学——江南大学。妻子到苏州她妹妹那边打工，负起大女儿的学杂费、生活费。下半年，青少年写作中心停办，《月亮船文学报》因缺经费暂停编辑出版。

2000年至2007年之间，我还在天台博物馆、赤城街道、县政协等做过事，并在吉利集团、石梁酒业等许多家企业打过工。

2008年，我46岁，6月份，到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上班，做党史研究编撰工作。开始时月工资仅一千，我愉快地将这一千元作这样的调剂：400元给读高中住校的小女儿生活费，至少300元缴房租费、水电费、手机费、公交车费等，还有近300元是我个人吃喝用；清楚记得，大约5个月时间，每天中午在办公室吃一元六角一包的方便面，或吃两只大饼，也正好是一元六角，开水是免费的，紧紧裤带，呵呵口气，满是激动的泪花，生活如此美丽，不亦乐乎！人到中年了，每星期不吃几块鱼肉补补身子也不行呀。妻子骂得在理，“谁叫你没本事赚大钱”。

2009年，我47岁，作品《骑牛上扬州》，荣获人民文学杂志社颁发的瘦西湖杯优秀散文奖，并在《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专号发表。这一年，浙江省委宣传部授予我“优秀文艺人才”荣誉。年底，我学会上网，开建“天村创作网（博客）”。

这前后几年，我的散文随笔集《按摩冲动人生》进入中国作家网“作品推荐榜”。汪兆骞先生赐写的《按摩冲动人生.序言》在中国作家网专栏刊登。中国作家网发表我的作品有：《祖国.北京.文学人生》、《毛泽东“蛙泳”渡长江》、《打工文学推动着一个时代》、《七访鲁迅故里“百草园”》、《中国作协会员有“35村”》、《从天台山启程的徐霞客精神》、《作家应和所生活的时代潮流赛跑》等等。其中《祖国.北京.文学人生》写了著名作家陈建功、林非、周明、王宗仁四位如何成为我的“文学人生之父”精彩片段。

2010年，我48岁，1月，天台党史文章《初谈编纂天台党史二卷》，在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足迹》杂志第一期发表。国庆节，被中国基层党建网和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联合授予“中国骄傲之星”荣誉。作品《从唐僧和孙悟空说起》荣获中国作家杂志社全国征文散文一等奖，并入编《中国作家金秋笔会获奖作品集》。在《文艺报》发表的数篇短章，被全国各地许多家基层文学报刊转载。

2011，我49岁，1月，中共党史文化论文（合作）《关于毛泽东、朱德“早登天台山”的战略构想》在《足迹》杂志第一期发表，获得好评。6月份，天台山养生文化论文《托起辉煌的天台山“葛仙翁养生茶”文化》，参加台州市社科联和天台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天台山养生文化研讨会”，并荣获优秀论文奖。

同年，大女儿以优秀成绩江南大学本科毕业，供职于上海一家高科技企业单位。小女儿以优秀成绩考上国家211重点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妻从苏州回到天台，让我感到伉俪爱意深浓。

2012年，我50岁，在我的信念里，必须同时追求一种完美的事业和一个完美的家庭，可完美这一境地在现实社会里是不方不圆的，已走过“半个世纪”尽如梦之旅，惟愿在我心魂深处永远是一种完美行程，通向完美境域，正在路途上，问好你我，互致平安，互递爱心。此时此刻，我的一只眼睛管我写字，另一只眼睛在看电视剧《北京青年》；突然，一名博友递过“纸条”：“写热人心，感动地球”吧！我读后 ，“哈哈”笑声中，灵感袭来，将这篇文字，当作质朴、纯情、大美大爱的散文，出题目为：《高天当“桌面”，大地作“键盘”——漂泊中国五十度，青春悲歌歌一曲》。

感慨：油米酒水衣装住行，日月其中，

书刊网络科技文化，乾坤真大。

2012年9月 月亮船书斋

月亮船文学社

说这些话是不懂，或者根本不了解情况在那星里猜想，我苏南张家港人，真是文化影响只修两层?还是穷得只修得两层，我家修得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的两层，修得早的八十年代修的，三十年前就修得起两层，现在还只能修两层?我一同学，前两年翻修老房子，还是两层，不过样式往别墅靠了。究其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不允许你修超过两层，而且因为土地紧张，十几年前就不批宅基地了，只能翻修。要像浙江放开随便修，二十层都能给你弄出来。

这个或许因为文化的差异，或许浙江有钱了，比较土豪，建的基本都是别墅(ye)，一座座碉堡楼拔地而起，不包括困难地区，温州，衢州，丽水等不少地方还是石库门。 .苏南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房子基本都是都是粉墙黛瓦。但是，也有个别现象，嘉兴，宁波，绍兴等地的农居不少类似苏南；杭州，湖州农居欧美化，很漂亮；台州，温州金华等地房子高达6、7层。我对浙江比较了解。浙江的房子没有民族特色，没有什么文化气息，不推荐，其实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越是中原地区，越是汉化程度高的中原传统地带。苏北农村到现在也鲜见有墙刷成白色的，而亲水住宅则更是需要坚固的石头构筑河岸，否则一场大雨只好墙倒屋塌，亲水住宅的好处是可以生活的很清洁，大雨一冲生活里产生的脏东西到冲到河里了，可是如果周边没有廉价的石材产地，一切都是空谈，至于小桥，更是离不开石头了，而苏北如果建民居在水边，没有桥或建桥的代价高，显然没有太多的可操作性。可能XX不太适合修建粉墙黛瓦，空气的污染比较严重，修建粉墙黛瓦或许不如花墙黑瓦，呵呵。这种青砖黛瓦的房子啊，以前很多，现在不多了。说实话，对于普通人家来说代价太高了，并不太适合。红色更好看，你去全国看看。况且苏南传统民居多二层小楼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可能是恰恰相反的原因：因为苏南的二层古民居的第一层基本是石头墙的，有的是老房改造，而且是很厚很厚的石头墙，一方面确实是石头易得的原因，另一方面住在里面也实在阴冷而苏南一带，砖头不是普通人家消费得起的，所以人们只舍得在二层使用砖头但是这种结构客观上避免了砖木遭潮气侵袭，使房屋更耐久，所以我们有幸看到有那么多苏南古民居保存下来。石头房子比较牢固。正是：三月晴雨何处闲，寻遍江南烟雨楼。 你没有到苏南看过乡村民居吗,不明白粉墙黛瓦的建筑应该简称什么样?这种建筑首先就是要大量使用石材,而且一层外墙不会刷石灰,因为刷石灰,因为一曾离地面近潮气重,刷了也是白刷,因为会剥落,而苏南却是全砖结构,砖本身较吸潮气,刷石灰没用,再说也不好看,苏南一层外墙是石材,二层外墙不刷石灰十分难看,苏北则完全行不同:如果在一层刷石灰白因潮气重脱落了,二层外墙会很难看,所以索性不刷,总之还是石头的原因。好奇怪的粉墙黛瓦。反正我估计以前的苏南地主老财因陋就简的建筑了这些粉墙黛瓦，后人趋之若附，才有现在这个样子。我看还是经典的四合院比较实用。 不趋炎附势，要有建筑的中国风，伴随着国力增强，民族意识逐渐复苏， “中国元素”这一符号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逐渐逐渐扩大，人们开始从纷乱的“摹仿”和“拷贝”中整理出头绪:利用传统的中式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手法的结合运用，从而产生的一种建筑形式--新中式建筑。新中式建筑不仅在文脉与中国传统建筑一脉相承，而且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传统建筑的发展和变化上：既很好地保持了传统建筑的精髓，又有效地融合了现代建筑元素与现代设计因素，改变了传统建筑的功能使用，给予重新定位。带有中国风印记的新中式建筑风格开始流行于市场;从建筑材质到器物纹理，从颜色点缀到空间景致，从家居摆设再到建筑风骨，无处不流露着的建筑的中国风印记。

建筑中国风之所以会在西方文化汹涌来袭的当今再次崛起，其内核精神是民族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以及新时代下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我们在不断充斥着发达国家文化输入的环境下，会自然产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在核心元素的心理需求，建筑中国风就是其中一种依托。建筑中国风不是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古老、陈旧、呆板的沉闷象征，相反的则是亲近自然、朴实、亲切、简单却又蕴含丰富内涵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需要用一种全新又不失文化内涵的设计理念来表达声音，所以新中式应运而生。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和谐泰然的处事之道在物欲横流的当今 社会 愈显珍贵，“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敦厚文化形象结合当代人的价值和审美需求，使得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再次获得新生。

从民富的角度比，浙江明显超过江苏。不仅仅是苏北，即使是苏南在民富的总体程度上也不及浙江。这是不可否认的！江苏的富裕主要是在苏南“苏锡常”一带，可是苏北不少地方却仍旧处在不太富裕的状态下，当然吃饭穿衣可能没问题，但是从改善生活条件和住房条件等方面，都不明显。例如，这次发生化工企业爆炸事故的响水，在江苏就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去过苏北的人都知道，虽然江苏名义上是全国仅次于广东的发达地区，但和广东一样，都有相对落后的地方（广东粤西）。而浙江则相对比较平衡，虽然从表面数据看，浙江不如广东江苏，但实则上，浙江一是发展更均衡，二是民富的水平较高。无论是杭嘉湖，还是宁波，温州等地区，发展水平都很好，浙中地区也有义乌这样的名闻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偏差一点的估计是衢州一带。浙江省政府在“富民”方面是非常有成效的！

告诉你浙江农村房子演变那点事：浙江的房子墙靠墙，一排排，无院子。浙江1楼地面潮湿湿气大不住人，必须盖二楼住人，不管什么结构房都是二层。后来改革开放生活富了，2楼又住人又是仓库，挤了，有家庭提出要盖3楼，隔壁2家也会一同盖，因为大家平摊盖，结果带动一排房其他家都盖了3楼。后期浙江经济发展快，农村小作坊遍地开花，小老板多，怎办没场地谈鸡毛长远发展，那就自家楼上楼盖个厂吧，于是往上盖了4、5、6楼，3、4楼用作加工厂场地,5楼工人宿舍，6楼半个露天晒衣场。后来发现钱多了，可这楼盖的太实用，住着却不够舒适，怎办，那就盖个别墅住吧，反正农村青山绿水的，再一看农村普通房子都是3层的，总不能低人一等，那就盖3-5层的别墅吧，然后别墅就多了。

江浙地区 历史 称吴越国，地域夏令相邻，文化相近， 历史 上的建筑是相通的，都喜欢邻水而居，粉墙黛瓦，又都是经济发达地区。时至今日，两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作坊形式出现，以加工小五金、皮鞋为主，发展到目前的民营企业。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是以乡镇企业起步，带有集体所有者性质，在市场中拾遗补缺给上海以及全国工业产品的配套加工，起点比浙江高， 科技 含量高，这种差距一直到今。

两地都富裕了 浙江人显示出土豪的气派，忘记了许多吴越文化，同样也在建房上表现出来，而苏南人，在富裕之后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做的较好，文化氛围很浓，人也表现的含蓄与低调。

苏南地区有一阶段农村建房也是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但是没有浙江那边夸张，苏州地区现在是规划保留村可以翻建房屋，或者危房允许特批翻建，一户一宅，宅基地135平，建房不超110平，原则上建议两层，室内外落差也有规定，实际上一般都建矮三层，外立面要求苏式风格，原先超标的翻建时都要按标准核减，但是一些平房辅房可以在主体建好后增加，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严重超标的。村镇两级审批，各种押金保险，施工队要求正规化，安全围挡公示牌，有些还需要四邻签字。根据用料和结构不同，土建在40-60万左右。

我从我们那来分析下吧。苏南县城乡下，我们那房子基本上都是两层，加门前和房侧两三间一层的小屋。大多都是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跟我们出生的时间差不多。在苏南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家里有一个男孩的基本上都是独子，就算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生二胎的也很少，也就是说这样的住房能满足一家人的需求。前面小屋养猪，羊.鸡，鸭等一些家禽，顺便放些钉钯，锄头，铁锹等生产工具。主房两侧的小屋一般做厨房（就是烧稻草，麦草，芝麻秆，黄豆秆的土灶），再放个小八仙桌，基本上一家人的三餐都在这解决，来客人了才启用主屋的大桌。

当时农业税还未取消，很多人都把户口迁到城里，农村的房子也都不怎么管了。后来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加上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这些房子改装下后就直接出租了。但随及又是宅基地审批的更加严格。基本上是宅基地多大你就只能建多大，超过一律不批。

我有个表叔后来建房就是超过了，大队不给房产证，他那时年轻也不在乎，结果没几年拆迁，傻眼了，只赔原房产证上面积加上现房的一些建材费用。

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八零后都在城里买房，父母如果来城里，乡下的房子就租出去，父母不来，乡下的房子外表也就那样了，内部装修绝对舒服。再加上自留地种些瓜果蔬菜，前排小屋养些鸡鸭，小日子过得也很称心的

我金华与义乌中线点上，全村近3百户全六层半，但相当部分需借款装修，部分有二，三幢<不算老房>，<不造的人家买入或有父母和子女，l当然加违建>本人三口之家，四层出租，二楼半待装修〈在外>。说到建房，同个天空，不同的皇帝，以我们孝顺镇来说，你自己有房基或同隔壁置换就可造了。当然其间城管会来阻扰，但他们走后，你继续造就行了，说来不信，半个村百十户未批先造也无妨。更难以置信的是，17一18年造的3层半未批违建房〈成本相当3，4十万内>今年开发区平整土地拆了，掊了近八十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