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树的栽培历史是怎样的
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饮料作物。饮茶、艺茶始于中国西南。战国以前,饮茶和茶业主要在巴蜀和汉中的部分地区。秦汉统一中国以后,饮茶和种茶由巴蜀首先东传到荆楚广大地区。汉代,茶的饮用和栽种传播到了湘粤赣毗邻的茶陵一带。至三国和两晋时,饮茶不但流行于中原官宦人家,在长江下游和江浙沿海一带,饮茶之风也非常盛行。并出现了一些
“弥谷被岗”的茶园。唐代,茶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一种饮料,其产茶的区域,已遍及长江流域和河南、陕西等地。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着——陆羽《茶经》。《茶经》分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等十篇,讲述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叶的典故和用茶的药方等。书中对于茶树形态、茶园的择地和采摘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如:“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对不同生态环境所产茶叶的质量,也作了评述:“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又明确提出:“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对于“茶之笋者”要“凌露”采之;“茶之芽者”,要选“中枝颖拔者”采之;天气则“其日有雨”或“晴有云不采,晴采之。”陆羽总结的这一采摘经验,直至明清的有些茶书中,仍奉为经典,井作为某些名茶的采摘要求在运用。
但《茶经》中对茶树的栽培方法的叙述却很简略,只提到“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一句。只是到了韩鄂的《四时纂要》中才有详细的记载:“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劚着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壅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又载“熟时收取子,和湿土沙拌,筐笼盛之,盖穰草,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这是中国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最早记载,也是清以前所有茶叶文献中关于茶栽培的最完整记述。
北宋茶区北限的南移,也促使了茶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南移。继唐朝顾渚(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相界处)之后,福建建瓯的北苑成为中国的茶叶生产技术中心。有宋一代,建州和北苑成了出版茶书最多的地方。蔡襄《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和赵佶的《大观茶论》等均以建瓯或北苑贡茶为主要描述对象。从茶书的数量和内容上看,宋代建瓯贡茶代表了中国当时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的技术水平。宋代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茶树品种分类和茶园管理方面。在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中,根据茶树的外形、叶形、叶色、芽头大小和发芽早晚等不同情况,将北苑一带的茶树地方品种归纳为七类:一“白叶茶”,其特征是“芽叶如纸,民间以为茶端”;二“柑叶茶”,叶厚芽肥、状类柑叶,是乔木型的良种茶树;三“早茶”,发芽较早,一般都用其作“试焙”;四“细叶茶”,生沙溪一带山中,“叶比柑叶细薄”;五“稽茶”,芽叶细小厚密,呈青**,发芽也迟;六“晚茶”,特点近似稽茶,但较诸茶更晚;七“丛茶”,也称蘖茶,是灌木型茶树,一岁“发者数回”。这是古代对地方茶树品种最早的分类记载。关于茶园中耕除草,《四时纂要》中只有“二年外方耘治”一句。据《北苑别录》所引的《建安府志》载:“茶园恶草,每遇夏日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名曰开畲。若私家开畲,即夏半初秋各用功一次。”再如茶园冬管和茶树越冬保护方面,有了“挚稻糠入茶园培壅根株”的措施。
明清时期,在茶园管理方面有所发展,认识到施肥灌溉,中耕除草等与茶叶质量和产量的关系。如明程用宾在《茶录》中指出:“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萌蘖丰腴,香味充足”,罗廪在《茶解》中也指出:“茶根土实,草木杂生则不茂,春时薙草,秋夏间锄掘三四遍,则次年抽茶更盛。茶地觉力薄,当培以焦土”;“每茶根旁掘一小坑,培以升许,须记方所,以便次年培壅。”明代中期以前,中国种茶基本都采用种子直播的方法。清代,福建建瓯一带的农民,发明了压条繁殖茶树的方法。明末清初还出现了茶树台刈技术,使用的方法有伐、烧和刈等。晚清时还出现了一种与茶修剪有关的光绪时的“种理茶树之法”,据《时务通考》记载:“其茶树生长有五六年,每树既高尺余,清明后则必用镰刈其半枝,须用草遮其余枝,每日用水淋之,四十日后方去其草,此时全树必具发嫩叶,不惟所采之茶甚多,所造之茶犹好。”
引子
《明史》中记载:“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
显然,此时对于“茶叶”的管控力度已达到顶峰。但茶叶并非明朝百姓所需,甚至在历朝历代都算不上必需品。那为什么会有如此严苛的规定?难道是物以稀为贵?显然并不是,根据《明史》记载:
“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
由此可见,明朝并不缺茶,那为什么明朝还存有如此严苛的规定?
中国茶的发展
“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之”,最早见茶的记载,可追溯至神农时期。而真正有史可考的,还要追溯到两汉时期。茶最早兴于巴蜀,之后才向东西部传播,最终遍及全国。在《茶经》中记载: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这其中多数都无从考证,但也证明了茶在中国的确经过了千百年发展,有着极其深厚的影响。而在唐朝,饮茶更成为一种风气,尤其宋朝,饮茶更是一种享受。
经过千年发展,茶不再稀少,也不再局限于巴蜀之地,几乎全国都有种植。但有地方例外,那就是蛮夷之地——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在地。
北方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
即便遍地可见茶树,北方之地依旧无法种植茶树。而“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不少到过西藏的人也知道,游牧民族喜食奶酪、肉制品。这也就有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至于原因,这还与茶的功效有关。茶有清肠寡肚之效,常年吃肉制品、喝乳制品,少蔬菜,导致营养失衡。
砖茶,起源于唐朝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少数民族的必需品。喝茶不仅能消食去腻,还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以茶换马、战略物资
据《明史》记载,陕西种植茶树有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则有二百三十八万余株,总面积达上百顷,一顷百亩,可以得见当时茶叶并不稀缺,甚至是“司空见惯”。前文也说到,茶对于汉人来说,不过一饮品;但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却是必需品。
这两者原本没有必然联系,但当战争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之后,茶和马就产生了化学反应。根据记载,明朝少马,即便三千营、神机营等优良部队,依旧是少马的。
朱棣数次北征,能将少数民族拒于长城外,靠的并非步兵,而是神机营和三千营相互配合,以火器炮轰、再用骑兵从两翼侧入,敌军也就土崩瓦解。而维持三千营,需要大量的战马,更何况还有五军营,也是需要战马的,但汉人养的马不是耐力弱,就是太过娇小。
历史上有名的宝马——的卢、赤兔等,都是域外游牧民族豢养,而颇具盛名的汗血宝马,更是西域特有的产物。游牧民族养马一流,这也才有“游牧民族皆战士”之说。遍观中国古代史,不难发现,游牧民族和汉人的关系一直不太好,时常发生摩擦。而游牧民族是打了又来,来了又打,来回往返,也就导致汉人呈现一种疲态。
而宋朝、明朝初期,少数民族和汉人的战争,更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要想解决这种问题,除了遏制少数民族的发展,还需要提升战斗力,“茶马司”因此兴起,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严令禁止“私茶”的原因!
茶马司,本意是用茶换马,是官方明面上换马的一种手段。这种基本措施从唐朝开始,一直得到持续性发展。但有市场,就有利益。茶马司本是官方的一种手段,因此通常情况下,官方会规定百分之四十的茶换马,其余的由商人自行分配。所谓“无利不起早”,除却缴纳税务等,还要拿出百分之四十来分配,商人自觉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私茶”产生。
私茶现象日益严重,北方游牧提供的战马越来越少,而大量的茶流向北方,这也就导致“茶贱马贵”。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深知“以茶谋私”现象的严重性,即便“严禁私茶”的禁令有失偏颇,但实属无奈。
“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此举,一定程度解决了战马的来源问题,并且遏制了北方游牧的侵略步伐,也促进了双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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