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的水利概况

历史上，汉江流域（特别是汉中）曾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这种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促进了汉江流域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水利工程有褒河的山河堰、湑水河的高堰、杨镇堰、五门堰等。

山河堰：山河堰是汉代在褒河上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宋史·河渠志》记载：“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肖何所作”，故又名肖何堰。

高堰：高堰为湑水河之第一堰，在升仙村北，入山五里处，为汉代所修。

杨镇堰：杨镇堰修于西汉初年，在城固东北十五里，洋县四五十里，垒石为堰，拦截湑水，灌溉城固、洋县24000余亩，为汉代肖何所修。

五门堰：五门堰是西汉王莽居摄年间（6～8年）所修。元代改筑石渠一道，退水渠留有五孔石门退水，故名五门堰。可灌田四五万亩，对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当地人民称为“养命之源”。

根据统计，陕南各河渠堰总数145处，灌溉面积378110亩。除上述渠堰外，有修建年代记载的28处渠堰。此外，山溪细流，池边河岸随处导引，或数十亩，或数百亩，有水利之实而无完备工程正式组织者，几乎到处皆是，不胜枚举，统未列入，然其面积之大，实数倍于渠堰之田。

汉江水系的另一著名工程就是褒斜道。褒斜道是沟通汉江支流褒河和渭河支流斜水（今石头河）的通道，两水均发源于秦岭，源头相距50多千米，是巴蜀和汉中通往关中平原的捷径。汉武帝时刘彻为把汉江下游物产，溯汉江而上运至南郑（今汉中）褒谷口，再经褒水、褒斜道入斜水下渭河，抵达长安（京城），于是采纳了关于“今穿褒斜道、少坂，近400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东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之粟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的建议。于西汉元狩二年至六年（前121～前117年）派张汤父子率领数万军民修筑。工程包括褒水、斜水等河流航道的整治和褒斜道陆路车道的开凿。航道工程艰巨和当时施工技术的限制，完工后水流湍急且多礁石，不能行船，但陆路终于开通了。这条路线虽未沟通，但古代人民的改河治水精神，值得后人钦佩和效仿。

汉代在山谷地带还修筑坡塘（山塘），拦蓄地表径流，灌溉梯田高地，如汉中的王道池、顺池、月池、草池等四大名塘。这类山塘到处可见，一直沿用至今，发挥着灌溉效益。

到解放前夕，汉江流域主要的灌溉工程有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等。

汉惠渠：1939～1944年修建，引汉江水灌溉沔县、褒城两县8万亩农田。

褒惠渠：1939～1942年完成大部分工程，并放水灌溉。渠长32千米，灌溉干渠以南、褒河以东、汉江以北、城固文川河以西的平原地带，共可灌溉14万亩农田。

湑惠渠：1940～1948年修，可灌田7万余亩，根据水量还可扩展到15万亩面积。 红寺坝水库灌区：在南郑县汉江南岸支流濂水河上修建的红寺坝水库，全灌区有水库25座，总库容5605万立方米，有效库容4243万立方米，干渠70千米，支渠273千米，斗渠511千米，设施灌溉面积17.3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6.48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3.86万亩，机电井130眼，抽水站128处，装机功率1911千瓦，水电站8座，装机1190千瓦。

湑惠渠灌区：灌区干渠长49千米，支渠长22千米，斗渠长173千米，引汉江北岸支流湑水灌溉城固大片土地。设施灌溉面积14.2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4.16万亩，旱涝保收灌溉面积10.21万亩，机电井721眼，抽水站43座，装机1611千瓦，水电站5座，装机620千瓦。

1954年12月在陕西修建最早的水库－强家湾水库。1955年6月竣工，1958年后再次修渠加坝，调濂（水）引红（红寺坝水），坝高26米，蓄水756万立方米，灌地3.4万亩，年发电量60万度，水面养鱼124万尾。

1956年在仙桃下游约6千米处修建了杜家台分蓄洪工程。

1958年在汉江上游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形成丹江口水库，水库最大库容290.5亿立方米，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丹江口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90万千瓦，为汉江流域最大的水电站。汉江由西北向东南，贯穿湖北，可灌溉江汉平原两岸400多万亩农田。下游还建有杜家台分洪工程和汉北排涝工程，减轻了江汉平原的涝灾和洪水对武汉市的威胁。

1967年建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还先后建成石泉、安康、石门、黄龙滩、鸭河口等水利枢纽，使汉江的防洪问题得到了较大缓解。干流上还规划有王甫洲工程。

1969年1月修建石门水库灌区，1973年12月竣工。石门水库大坝高88米，是中国当前最高的双曲拱坝。全灌区有水库56座，总库容105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40632万亩，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机电井824眼，水电站3座。

这些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效益，其中丹江口工程已成为华中电力系统最重要的调峰、调频电站之一，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引水水源。流域内建成大中小型水库2700余座，总库容近330亿立方米。已建成固定机、电排灌站7000余处，总装机容量66万kW。此外在湖北境内还建有大量的沿江涵闸、泵站，具有灌溉和排涝效益，是保证沿江两岸农业生产以及乡镇供水的重要设施。

湖北境内1949年后，除全线修筑堤防外，在下游修建汉北大型排涝工程和杜家台分洪工程等，减少了洪涝灾害，并兼有灌溉、航运、发电、养殖之力。

郑国渠的传奇，一条包藏阴谋的水渠如何为秦国一统天下立大功？

出陕西省城固县升仙谷流入平坝，名智乡水。因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发生壻乡川唐公昉（房）升仙其婿外出未偕投入左谷水的神话传说，故称水。古、壻通用，水即壻水。清《会典图》讹为清水，沿用至今。湑水源于周至县西南太白山西侧的光秃山南坡。西南流经洋县属域，至陕西省城固县石槽河乡文家坝入境。沿流吞溪会涧，南流经石槽河、盘龙、砖溪、桃源、小河口、双溪、水硙、桔园、许家庙、原公、吕家村、宝山、五郎庙14个乡（镇）和城关镇汇入汉江。

干流长167.5公里其中城固段100公里。流域面积2340.2平方公里，其中升仙谷口以上面积2143平方公里。其在陕西省城固县流域面积1092.2平方公里。每年平均径流量10.99亿立方米。河道比降为3～15%。上游宽40～50米，林木茂密，涵养水源，比降大，狭谷、碧潭相间，水流湍急。中游宽60～80米，比降较小、多有开展的山间盆坝。下游宽200～300米，水流平缓，河面开阔，滩心发育。升仙村处平均流量34.69立方米/秒，最大流量3130立方米/秒（1980年7月），最小0.05立方米/秒（1979年6月16日）。湑水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早，水力蕴藏量大。

湑水河主要渠堰杨填堰 杨填堰堰头位于湑水河东侧，今宝山乡西营村西，宋代前称张良渠。《水经注》卷27（1990年陈桥驿点校版本）载：“湑水又东经七女冢，冢夹水。……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位于宝山东，见《重刻汉中府志》），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筑也”。湑水过斗山折向南流（偏东），到今吕村东折向东流（偏南），至宝山折向南流（偏东）。上文“水北有七女池”的“水北”，即今湑水北丁家村至宝山段，正是后来杨填堰的西段。汉高祖元年（前206），汉王曾屯兵本县今汉王城一带。按《史记》留侯传，张良并未到过城固。但在汉高祖驻军本县时，组织这一带群众开发水土资源。七女池一线，在新石器时期即有先民群居村落（淡家嘴遗址），后来人们筑塘蓄水灌田，汉初为扩大灌溉面积，进一步整修七女池，引湑水入池，使七池相注。人们为纪念汉初开发农业的君臣，以其名命名城、渠、台等，则是可能的事。《重刻汉中府志》亦载：“杨填堰……截湑水中流，垒石为堰，相传亦酂侯（箫何）、平阳侯（曹参）所创”。南宋隆兴元年(1163)至乾道元年(1165)，“知洋州，开国侯杨从仪大加修浚”（《重刻汉中府志》），由此改名杨填堰。这次修浚工程较大，杨从仪自赋诗：“拆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当知千载后，恩怨俱消磨”“其渠绕宝山，下直达洋县”(见乾道五年(1169)《杨从仪墓志铭》）。渠分三、七。三分属城固，辖六地，即丁村、宝山、留村、上苏村、下苏村、柳夹寨；七分属洋县，辖八地（略）。堰属一处，管分两局。“所谓三、七者，是以摊工之比例，田亩多寡而别之也”。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城固知县高登明、洋县知县张书绅共同议决，仿五门堰作法“敞其门为五洞，傍其岸为二堤。水涨则用木闸以洫泛滥，水消则去木闸以通安流”。这是继南宋杨从仪之后的一次大改建，当时灌城固田七千亩，洋县田一万八千亩。清嘉庆九年(1804)，城固县丁龙章，洋县张重华重修堰闸，增筑堤坎，并植树以固堤基。嘉庆十五年(1810)，河水屡涨，堰淤百余丈，渠毁一百一十丈。汉中知府严如熤勘察，于嘉庆十六年(1811)动工修建，于西营村沿河买地重开渠道，南岸（临河面）用河光石、桐油、石灰修筑，又用竹笼装石顺砌，并修五洞，长六丈四尺。城固灌田1498亩，洋县灌田10840亩（《重刻汉中府志》）（按城三洋七，城固灌田数显然有误，按三应为4645——编者）。道光七年(1827)，重修鹅儿堰。杨填堰自古即由城、洋两县各设堰局分管，岁修所用石、竹、木、工均按三七分派，“工头、工人都是世袭制，又是包工制，一天能做半天工。摇桩拆笼，企图烧柴，拆旧换新，惟图得钱”。因用人不当，督工不严，以致“堰愈修而愈烂，渠愈挑而愈塞，款（水费）愈纳而难纳”。每年修渠筑堰，防洪抢险却不肯按例行夫。缺水时，上游霸水，下游干旱，或私开洞口，暗行盗放，争水纠纷不断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水发，堰崩溃”，修复后改五洞为三洞进水，仍因陋就简，“以石装笼，以桩稳笼，以笼挡水”。民国元年(1912)，“笼厦倾倒，工房破裂”。民国4年(1915)“西补笼厦，南修工房，改造二门”。民国6年(1917)创修乐楼。民国8年(1919)按亩摊钱，计田出夫，巩固堤岸，疏通渠道。民国9年(1920)，堰有水利局、总领、首事、管帐、堰差、工役等一大批人事设置，多是拿钱不办事。20公里的干渠深浅不一，宽窄不同。上游三分堰有水返河，而下游七分堰无水插秧。每遇放水，不是洞坏、就是渠决。民国37年(1948)，杨填堰灌区全部纳入湑惠渠供水，因灌溉面积连年扩大，水量不足，水稻普遍减产。1950年灌区选派代表，要求成立杨填堰水利委员会，灌城固田6282亩。1952年，洋县群众要求按古制加入杨填堰，经两县协商并征得湑惠渠管理局同意，将洋县马畅以西3183亩水田退回杨填堰灌溉，自古“城三洋七”的灌溉比例变为“城七洋三”。同年整修堰坝，并在鹅儿堰修建跌水及排洪道，并将干渠深挖0.3～1.0米，保证1953年插秧供水。1955年，两县摊工将11公里干渠裁弯取直为9.6公里，在渠尾开退水渠，将尾水退入汉江。城固摊工3.9万个，除受益区负担外，并动员两个非受益区支援，从此，灌区面貌改变。1959年，杨填堰改为管理站，隶属桔园区水利联合委员会。1960年，固定斗口，建洞设闸，以控制水量，斗渠裁弯取直。1962年，洪水毁坏堰坝50米，及时修补。1962～1965年，灌区改善配套，裁弯取直4条斗渠，增修2条退水渠；建鹅儿堰节制闸，配修斗渠建筑设施，渠系畅通，3000亩一熟田变为两熟田。1967年，将竹笼堰坝改建成木框架装片石，即“羊圈”结构。1972～1974年，国家投资6万元，建成丁村、苏村、柳夹寨三处抽水站，配310千瓦动力以备抗旱。同时建成大干沟、老虎沟两座蓄水库，储水110万立方米。1975年，灌区搞条田化，消灭串灌，并在本县灌区打机井28眼，以备抗旱。1977年，连续三年改建堰坝，建成110米长的浆砌片石堰坝。1980年被洪水冲毁70米。1981年，又遭大洪袭击，新旧堰坝全毁。当年冬动工重建，改用钢筋笼装石，铅丝网护面，坝长400米，与干渠成75度斜交。堰渠修复工程2年完成。石刻杨填堰灌溉渠系图1987～1990年，堰坝连续四年遭水毁，投资11.5万元，投劳11.3万个修复。到1990年，工程稳固，配套完善，干渠过水能力达3.55立方米/秒。全灌区有斗渠16条，本县13条，灌溉6751亩，洋县灌溉2586亩。五门堰 五门堰堰头在今许家庙镇街东南，湑水河西岸。宋绍兴年前叫唐公。创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清嘉庆十年(1805)《唐公车按亩摊钱的批复》载：“唐公始于汉朝，疏小渠以灌田，流鼻底（斗山）而归河（湑水河）”。清道光三年(1823)《唐公车水利碑》载：“五门之渠实起汉矣，相传以来，渠口丈八。”唐公即唐公房（昉）。据东汉灵帝时所立“仙人唐公昉碑”载：“唐公房新莽①居摄二年（公元7年）为郡吏，遇真人，举家升仙。”唐公房升仙虽为神话传说，以“唐公”命名，后世称“始于汉朝”是可信的。南宋绍兴年前，上共有筒车九轮，、车灌溉今许家庙镇的万家营、竹园、后湾、新马院一带土地。宋《妙严院碑记》称“稻畦千顷、烟火万家”，指的就是唐公车灌溉区。但因当时湑水河直抵斗山脚下，山皆为石，唐公水不得过斗山，故流斗山而归河。约在南宋绍兴初年(1131～1136)，灌区百姓“相斗峰（山）形势”，在斗山北“搭木槽渡引”，水始下流斗山南，灌田3000亩。在唐公堰头“横沟五门，用保是堤”，由此唐公改称五门堰。后在斗山所搭木槽渐形成“刳木为槽，集本石”（见《五门堰石峡记》）而过。木槽由一个发展成多个，流量增加，斗山南灌溉面积逐渐扩大。到元至正年前，五门堰“灌田40840余亩，动磨70”（元代贾申立《五门堰碑记》）。由于堰过斗山刳木为渠，每年春修耗费大量竹木、人力。夏秋略有暴雨、霖雨，湑水涨发，常漂走木渠，稻乃薄收。元至正七年(1347)八月“无故崩溃”。县尹蒲庸力排众议，命堰长“董工役、召冶匠、锻器具、率磨夫（石匠）百余以役其事”。“焚之以火，淬之以水”，石“皆自暴烈而崩。乃以所取之石，仍塞旧渠”，如此反复进行。至正八年(1348)，修成长18丈、宽1丈1尺、“深四仞”的石渠，改善五门堰斗山南灌区的灌溉条件（以上引文见元贾申立《五门堰碑记》）。但因斗山石渠狭小，年久逐渐圮毁，流量减小，遇旱，斗山南灌区“皆焦土矣”。明弘治五年(1492)，汉中府推官郝晟任本县知县，领导1000余名夫、匠，仍以火烧水淬法修筑五门堰石渠（峡），渠宽四丈，深二丈，流量增大，并延长下流渠系六、七里，使五门堰“渠水荡荡于田亩，高下无不沾足，而所为五万亩者，无遗利矣”（明郭岂《开五门堰石峡记 》）。当时五门堰干渠绕斗山，沿吕村乡丘陵坡地东沿至曹家村、郑家塝，再沿丘陵坡地南沿西行经鸳鸯桥、王家桥（北）、高家村至龙头寺西，折向南行直到沙河营。灌溉面积囊括今汉白公路北、湑水河西的一、二级阶地。由于渠系长，灌溉面积大，水量不足，五门堰灌区对旱地改水田有严格限制，不得随意扩大，并且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耕作制度。明万历四年(1576)，知县乔起凤，领导群众在渠首五洞垒石坎，以“建悠久之基”；下流修为活堰（即修退水闸，时称下龙门），以泄洪涛之势；石峡用石固堤，以弥冲决之患。堰首西创立禹稷庙3间，官房20余间，创修各洞水口，计水均田（见黄九成《重修五门堰记》）。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高登明捐俸金将各洞水口之木卷改用石料，照乔起凤旧规修砌。清康熙十一年(1672)，嘉庆八年(1803)，嘉庆十一年和十二年（1806和1807），对五门堰多次修浚。嘉庆十五年(1810)，清查五门堰36共灌田41030.54亩（《清查五门堰田亩碑记》）。道光五年(1825)，全堰灌田33997亩（《五门堰清查田亩公碑记》）。道光六年(1826)，堤坎两次被水冲决。道光十七年(1837)，渠首二洞被水冲坏，第三洞只留半边，码头渠坎亦被冲断成壕。于是“重新下底，相形而作，加工加料，从实坚修”（《重修五洞添设庙宇碑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遇暴雨，沙土并下，河势日高，并壅洞口，漫阻渠道，于是将原设的退水闸（即小龙门）改建成退水冲沙闸。“旧只一门，今易为三；旧阔丈八，今阔二丈四尺；旧深六尺，今更深二尺五寸；旧架木桥，今改为石。落成后洞渠无阻，波流迳达”（《重修小龙门碑记》）。同治二年(1863)，兵燹与洪水毁渠，“堰拔其根，田畴失利”。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堰凡三圮”。知县周曜东领导群众修建，“于渠则劈盘石为内坊，编笼实小石为外坊，且设水码以杀水射坊之势。于堰侧增置卷底以磊石，伐檀为桩下之泥沙之中，……”。同治十一年(1872)修复完竣（《重修五门堰并官渠坎记》）。光绪七至十二年(1881～1886)，东流夹槽及官渠坎，经常有冲决之患，年派水费修复，每亩摊钱六百文。田亩日减，全堰“共灌34128.74亩田”。民国10年(1921)，堰堤塌溃。探讨原因，“知水洞底石太高，根底不固”，遂将五洞底下低0.5米。“恐水骤增，洪涛四溢，复于龙门左侧增一倒龙门（即侧堰），以堵水势”。民国12年(1923)，重修倒龙门，加深基础，重修五洞进口平台，续修西河坎。民国22年(1933)，自春至夏，水常盈堤。6月中旬，“惊浪奔涛超洞梁而过之，摧毁渠坎数十丈，而二洞全部塌陷”。时正值用水关键时刻，驻军赵寿山司令差李维民营长率兵抢修一条急堰（临时渠）进水。7月中旬，“水又大涨，老堰、急堰皆从东崩开，而洞旁骤平”。乃抓紧修复渠首，外坎基础下垫三层竹笼，长五十余丈。这次修复，废弃渠首倒龙门。秋后动工恢复，“浚深洞底，较前低六尺余寸。洞底满铺石条，洞侧平砌石条，中用石灰桐油和泥筑顽石，层累而上”，次年4月竣工。五洞底经民国时期两次翻修，共下低3米左右。民国24年(1935)秋，拦河堰木卷和竹笼又被大水扫尽，同年修复。当时“五门堰灌田之多（50000亩），工程之大，管理之周密，为陕南各县之冠”（《建设周报》杨炳堃《汉中南褒城洋等县水利调查报告》）。民国37年(1948)5月湑惠渠建成，通水灌田。从此五门堰灌区并为湑惠渠灌区。后因湑惠渠灌溉面积逐年扩大，水量不足，为挖掘水源，充分利用河道渗水，群众联名申请恢复五门堰。1952年3月，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五门堰水利修建委员会，由五郎庙、杜家槽、吕家村、马家店四乡群众集资2345.85元（折新币），于1952年5月修复旧堰，从湑惠渠灌区中拨回水田5300亩归五门堰灌溉。1953年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五门堰水利委员会。1954年加固堰头。1958年五门堰水利委员会改为管理站，隶属龙头区水利联合委员会领导至今。1960～1962年，每年洪水将竹笼堰坝冲决，随坏随修。1963～1966年，灌区全面改善配套灌溉设施，将11.9公里古干渠裁弯取直为8.9公里，将斗山石渠改建成两段明涵，长284米，八条古洞湃、22公里渠道合并修成三条斗渠和一条副斗渠，总长18公里，并配修分水、排洪等各类建筑物110处。改善后，干渠过流2.5立方米/秒，灌区水田扩大到7126亩。堰坝修建沿袭传统工程技术、年年修补。河床逐年下切，堰头越筑越高，易遭水毁。1963年用桩基固定堰头。1968年改建渠首结构，简陋竹笼装石坝改为浆砌片石，将堰坝背坡放缓，堰坝基础打桩置笼以适应沉陷，坝长374米。工程分期修建，1976年结束。灌溉面积9300亩。1980年7月，湑水洪峰达3130立方米/秒，冲决堰坝15米。1981年7～8月，洪峰数起数落，达2640立方米/秒，堰坝又遭破坏。国家补助1.5万元，用钢筋编笼加固堰坝。上游西坝河堤决口314米，使主流改道，渠口干涸，国家补助4.3万元予以修复。1983年，洪水又决坝72米，国家补助4.2万元，用钢筋笼装石修复。至此堰坝比较稳固、灌溉配套完善，灌水田达7350亩，水浇地1950亩。从1965年灌区改善起，到1985年完成堰坝改建止，20年内共作土石方8.29万立方米，其中砌石8840立方米，共投工32.3万个；投资33.5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3.55万元。1986年，国家补助0.6万元，群众集资0.75万元，修建渠首退水闸（龙门）及公路桥。1987～1990年，国家补助16.3万元，群众集资5.3万元，投劳8.5万个，加固堰坝，衬砌渠坎4.3公里，斗渠3条；衬砌干渠1公里。1984年，五门堰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城固县五门堰文物管理所，国家拨款2万元，按古样修葺观音阁等建筑，堰首禹稷殿、太白楼等建筑均仿古刷新，使五门堰这一重要水利工程成为旅游景点。百丈堰 百丈堰堰头位于庆山南湑水河东侧，堰坝横截湑水，长约百丈，故名百丈堰。该堰灌溉原公镇一带水田，堰尾直抵杨填堰灌区。百丈堰创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清咸丰元年(1851)重修伍公（伍子胥）庙，内有汉高祖刘邦塑像。不论古代这里的渠堰是否叫百丈堰，而这里开发水利资源修渠灌田确是很早的。正由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早，这一带和湑水河西的唐公灌区，在晋代已成为本县最繁富的地区，故北魏正始年方迁县治于此区域。至明代，百丈堰、杨填堰灌区的原公、留村，“二乡之间，人物秀丽，土壤沃衍，赋税力役，甲于一邑”（《宝山寺碑文》）。而百丈堰（灌原公）钱粮“较他堰独重”（《百丈堰高公碑文》）。根据这些记述，讲“百丈堰（应为百丈堰灌区的渠堰）相传创于汉初”是较为可信的。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县高登明详察百丈堰“通塞之故”“自捐奉数十金”修建“桥沟三洞。每洞宽四尺许，仍于两岸筑堤数十丈，遇暴水则用板闸洞口，庶洪流可御，而渠道无复冲淤之患”。民赖其利，取名“高公桥”（《百丈堰高公碑记》）。清康熙年间百丈堰灌田3720亩，乾隆年间灌田4700多亩，后被暴水冲崩，嘉庆十八年(1813)灌田3700亩。民国16年(1927)，灌田3500余亩。“堰工以顽石铺底，以木卷实石，堰身用竹笼横竖铺砌，上游用稻草及沙土培成1比6坡比，下游1比5坡比，顶宽3米，近引水口处留6米洪门一孔，较堰顶低1.5米，引水口为潜水孔三洞，洪水期加闸”（民国时期《城固水利志》）。民国37年(1948)，灌区被湑惠渠取代，工程随之废弃，高公桥、伍公庙等毁。高堰 高堰堰头位于湑水深北沟口，堆石筑堰。从湑水西岸引水，行800余米分水灌田。堰创于何时已无考。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乔起凤，万历二十七年(1599)高登明先后重修（黄九成《重修六堰记》）。该堰引水量大，明、清时期灌田1800亩。民国11～18年(1922～1929)，接收五门堰车田及万家营观坝村新造田，灌田扩大至2000余亩。堰坝由块石堆筑，湑水涨泛，首当其冲。沿渠冲沟密串，渠坎不固。民国37年(1948)，灌区纳入湑惠渠供水，堰渠即废。

公元前355年，诸侯混战，兵连祸结，在金戈铁马与纵横捭阖的较量中，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启了一场变法。

位处中原腹地的韩国，土地狭小，国力羸弱，又被列国紧紧围困，四面受敌，朝不保夕，国君韩昭侯欲改变现状，任用申不害主持变法，十五年，“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远离中原的秦国，祖上是给周王室养马戍边的来头，即使称霸西戎也不为其他诸侯看好，中原列国不仅将其视为蛮夷，还欲瓜分之而后快。刚刚即位的秦孝公誓要强国雪耻，遂发布求贤令，招揽六国人才，卫国人商鞅闻声入秦，随即君臣合力，铁腕变法，十数载苦心经营，一朝东出，竟把强大的魏国打得割地求和。

秦，韩变法虽都达到了富国强兵之功效，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申不害变法强调“术”，术的根本在于人，韩昭侯慧眼识人，头脑清醒，韩国有了生机勃勃的场面，但韩昭侯去世后，继任者是个无能之辈，韩国就一蹶不振。

商鞅变法倚重的是律法制度，赏罚分明，法外无情，即便太子犯法国君也无法保全，新法深入人心，就算秦孝公去世，留下的依然是一条坚实的强国之道。

因此，往后的百余年时间里，秦国愈加强大，势倾中原，令其他诸侯国谈秦色变。而韩国却在短暂的强盛之后开始衰颓，从最小的战国又变成了最弱的战国。

公元前246年的一天，韩桓惠王倚坐榻前，无精打采又若有所思。

想到秦国他就头痛欲裂，如何应对早晚必将兵临城下的秦军也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韩桓惠王永远不会忘记，十六前年上党郡与国都的联系被秦军切断，郡守冯亭将上党郡献给赵国时，他心中闪过的侥幸与阴影。

他既不甘心将占据天下要害的上党拱手让人，又希望能借机“移祸大邦，脱我存亡之危”。

却不料，秦军不出五个月就击溃赵军，并在长平坑杀四十万降卒，一时间尸骨莽莽，唯一能与秦对抗的赵就此一蹶不振，大小诸侯无不震恐。

就在三年前，秦相吕不韦领兵攻灭了东周君之国，还派蒙骜一口气打到韩国，韩国无力对抗，只得献地请和。

失去了东周国作屏障，韩国直接挡在了秦国东出的大门口，韩桓惠王天天如坐针毡，苦思冥想，最终想出了一道妙计：让敌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弱鸡，就能迎来太平。

但是让谁用什么理由去把秦国拖垮呢？

机遇的差错大概就在一念之间，假若韩桓惠王想到某位搞建筑的工程师，去鼓动秦国狂修阿房宫，一些事情是否会重写也未可知。但韩桓惠王却想到了自家的一位水利专家—— 郑国 。

韩桓惠王给郑国交代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任务，说服秦国大兴水利，用这个工程耗空对方的国库（可见韩桓惠王也不是一点头脑都没有，起码他还知道劳民伤财）。

郑国赴秦，站在秦国的朝堂上，他的对面是刚即位不久的秦王嬴政，此时的嬴政，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只是这位少年不是普通的少年，他早已见多了战争与政治的残酷，比一般少年更加沉着理性。

忽见韩国来了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开口就要秦国大修水渠，嬴政却并未觉得荒谬，反而细问道：“为何修渠？”

郑国胸有成竹地答道：“秦国虽坐拥关中平原，但其北部长年干旱少雨，多数地区一毛不拔，更莫说农作。而秦一心想要成就吞并六国的伟业，必然需要众多的精良军队，养兵则需要充足的粮草，唯有水利可化荒滩为良田，秦国后方殷实才能有备无患。”

嬴政点头赞同，又问：“如何修渠？”

郑国侃侃而来：“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关中尽可泽被。”

嬴政沉思，又问：“共有多长？何时完工？”

郑国回答：“约三百里，少则七八年，多则十余年。”

朝堂一片寂静，随即又引发一番争议的骚动，按照郑国的思路，秦国需举倾国之力投诸修渠，如此则必将大大牵制东出，利弊之间，孰轻孰重，难以权衡。唯有嬴政兴致盎然，他用少年特有的胆量接纳了这个建议，并命令郑国主持工程，速度动工。

而秦国也并非贸然行事，事实上，优秀的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幸福感，秦国已有体会。

早在嬴政即位之前，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已建出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禀实粮仓。

秦人也万万想不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江堰依旧是举世闻名、泽披万家的水利神话。

他们更想不到的是，秦国还会一举拿下第二次水利创举。

秦国开修大渠的消息传到韩国时，韩桓惠王兴高采烈，得意洋洋。但他很难想象，那远方的汩汩流水也正在敲响韩国的丧钟。

而郑国以一名间谍的身份走向秦国的时候，他心中的一张水利蓝图亦徐徐打开。

秦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灌溉渠只需利用这样的地势，使干渠顺着北面山脚向东延伸，便能俯临所有灌区。

更重要的是，泾河河水掺杂着大量泥沙，郑国用高含沙量的泾水淤灌土地，使大片的盐碱地经河水冲洗后，又被肥沃的泥沙覆盖，从而转变为富庶的耕地。

对于这样的利民工程，百姓皆传唱形容：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之师，亿万之口。

秦国会否因为一条长渠走向衰败郑国不知道，但他看到的是一方百姓在自己的努力下收获了富足与喜悦，这也是对一位水利工作者最厚重的回报。

然而工程近半时，修渠“疲秦”的阴谋还是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嬴政怒不可遏，决定杀死郑国这个间谍，郑国却坦言上书：

“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活该嬴政能统一中国，毕竟人家年不大，却目光长远，还颇有气量。

听完郑国陈述后，嬴政一拍手，果断全力支持郑国，修，放手去修！疲不疲是我的事，把渠修好，是你的事！

前236年，水渠完工，曾经的盐碱荒滩被浇灌成一片良田，《史记》记载 “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关中平原成为另一个天府之国，秦王十分高兴，没有去追究郑国修渠的本意，反而大大方方地将这条水渠命名为： 郑国渠 。

粮食充足，国家昌盛，不计前嫌，重用人才，秦国一统天下之势已无可阻挡。

公元前230年，秦王发起灭国大战，头一个对象便是韩国。十万秦军一举攻克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俘获韩王安，并占领韩国全境，韩国灭亡。

作为中国最早的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在战国末年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夯实的经济基石，盛唐时期，郑国渠灌溉出的富饶秦川又是长安城的主要粮仓。

如今我们仍然能在今陕西泾阳县的泾河北岸寻觅到郑国渠渠首的遗迹，潺潺流水从山谷间穿行而过，袅袅吟唱着延展千年的悠然。

由于泾河的泥沙淤积，郑国渠渠首也在岁月累积中不断抬高，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曾以郑国渠为蓝本兴修引泾灌溉的水利设施，比较著名的有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和明代的广惠渠等。

1930年12月，为缓解关中大旱，陕西省决定在郑国渠遗址上重修引泾灌溉工程，工程由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持，历时近两年方完工，是为 泾惠渠 。新中国成立后，又曾多次对泾惠渠进行增建和修缮，滔滔泾河水至今仍浇灌着关中的大片土地。

这些后修的水渠和郑国渠完全重叠的部分虽然并不多，但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郑国渠的延续，是华夏民族卓绝的智慧成就，更是跨越两千年人们对国富民强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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