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是一种什麽文体
作为文体的“序”,可以和“叙”互通,一般起交代缘起和意旨的作用。序的种类特别多,除了书序——包括诗文序、诗文集序,也就是为题主所谓“作品”所作的“序”——之外,还有赠序(如《送东阳马生序》)、名序字序(交代或探讨某个人的名或表字有何寓意)等等。
书序中有一类,或可称为宴集诗序。从形式上讲,它基于一次集会,参与者在宴会上赋诗,这些诗作被收集起来成为诗集。在诗集的开头往往写有一篇序言,也就是我们的宴集诗序。《滕王阁序》大抵就属于这一类。
另外,可以明确,《滕王阁序》不是单独为作者自己的《滕王阁诗》所作的序。在诗集的原始版本中,这首(或这两首)诗很可能没有紧跟在序言之后。
题主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这篇序言的独立性非常强,几乎可以不依赖任何其它作品而单独成立,很难想到后面还需要跟上额外的诗作甚至诗集。这就要归结到宴集诗序的自身特点。虽然之前说宴集诗序是书序的一种,但在实际上,它和书序有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类序言看起来似乎就是书序的一种,只不过集中诗作的作者并不是同一人而已。但是,它们经过较为独立的发展过程,已经发展出独特的功能,和普通的书序截然不同了。
最著名的宴集诗序,或推《兰亭集序》。这次聚会留下了《兰亭集》,收集整理了这次宴会上所作的37首诗歌作品,开头的序言便是《兰亭集序》。诗序的主旨与集中诗歌的主流思想,倒是一致,因此,我们才敢说《兰亭集序》确是《兰亭集》的序言。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宴集的序而非诗集的序。它交代了这次聚会的时间、地点、缘起和参与者的主观感受——或者上升到“意义”的层面。类似的还有《金谷诗序》,它源于金谷园的一次聚会。在聚会中,宾客们留下了诗歌作品,并结成诗集,这篇“诗序”看上去正是为诗集而作的。实际上,序文同样很少涉及诗集中的作品,反而对宴会细节有所描绘。我们很难割裂地宣称,这类序文是为宴集或诗集而作的,只能说它兼而有之。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并不违反“序”的本义。它交代了宴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便交代了诗歌创作的场域。它叙写序作者的主观感受,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着与会者的共同倾向。它在逻辑上,仍然是对诗集的“叙”。
随着文人集会的增多,宴集诗序自齐梁以后,愈发流行。在这发展中,它与诗集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应属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只看题目的话,很容易以为,它就是诗集的序文,应该和诗歌内容或情感有所交代。事实并非如此。与兰亭集不同,这次三月初三的集会由皇帝召集。诗序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歌颂皇帝,从政权合法性、继承人的道德开始,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大发展,写到园林池沼、歌舞升平,直到最后,写出皇帝的诏命:“今日嘉会,咸可赋诗”,才落实到诗集上来。这样的“诗序”,实际上已经生发出独立的功能,而和诗集近乎完全脱离了,如果说它和诗集还有什么关系的话,便只是一句吆喝式的报幕,以及在交际功能上的一致。不过,它与宴会的关系,仍然密切,园林池沼是宴会的场景,歌舞升平是宴会的内容,而皇帝则是宴会的主人。我们更愿意说,它作为宴集序的成分,已经远大于作为诗集序的成分。
初唐的《滕王阁序》,大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形式上,它似乎需要一个诗集的确实存在,来为它提供位置。但在内容上,它又可以与诗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集,而拥有相对的自由。因此,它看起来才那么不像什么作品的序言。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反而是常态。王勃的《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绵州北亭群公宴序》,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陈子昂的《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都显示出私人化的倾向,有时,他们甚至对宴会时间都不作交代(这往往意味着宴会时间并不处在节气或其它特殊时点)。
到了盛唐以下,宴集诗序已经相当自由和多样了。像李白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可能是私人宴会的缘故,它甚至没有按程序交代宴会的情况,径直抒情。只不过在最后,号召了一次共同创作而已。元结的《别王佐卿序》,实际上也是一次宴集诗序(主人鄂州刺史韦延安令四座作诗,命余为序),却已和赠序颇有混同。
内中的思路显然是一以贯之的,便是把宴集诗序这样一种本来还带点儿应用性质的文体,不断地纯文学化,减少叙述成分、增加抒情成分。
总之,在逻辑上、理念上,《滕王阁序》是滕王阁集会上,各位与会者共同创作的“滕王阁诗集”的序言。就内容而言,它和诗集的关系不大,有一些“叙”滕王阁与滕王阁集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私人化的抒情。置于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这种做法并不突兀。
(语言什么的,有空再整理吧。多半就懒了~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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