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三农"问题谈谈对我国农村发展的认识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内容提要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本文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而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国民经济可以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可能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如何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关于此点，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逊提出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那么，各个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粮食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人多地少，工资水平高，因此，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算，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同样的道理，当东部地区越发展，也会增加购买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推动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会随着东部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所以，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大市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将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培育市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活络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而且调控的面也大大拓宽了。（1）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当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从应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脱出来，着重研究和解决一些真正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问题。（2）通过市场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将主要依靠一套规则而不是一笔资金或审批来协调经济运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员因参与微观经济运行而滋生的受贿、索贿等陋习，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观调控方面。（3）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特殊挑战，政府直接对农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既违反WTO规则，实践中又难以奏效，对于农民来说，在政府规则面前要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计划分配的物资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政府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这些领域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开放、鼓励民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另外，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而货币则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动。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所以只有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侵犯，不仅使农产品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遇到很大的障碍。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权，以法律的方式来保障所有权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发育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无可旁贷的责任。

其次，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而且，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但收集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应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资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让众多农民分享。这些信息由各个分散的农户自己来处理，显然缺乏经济合理性，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三、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农业将产生两个挑战：一是在农村就业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我国的农业能否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引进新产品，并改进现有品种的质量，使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伴随经济增长顺利进行。

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1％，粮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目标应为1．8％，到2030年粮食产量应比现在高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否增产这么多粮食的关键在于单产能否不断提高。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这一途径潜力有限。所以，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增加主要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我国从1960年代以来粮食增产也同样是有赖于此。

在1991—1993年间，笔者曾经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就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在全国各地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根据调查，我国现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的差额约为实际单产水平的1．5—3．5倍，这个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种现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潜力。这项调查又发现，如果我国政府对粮食科研给予足够支持，有一半的潜力可以用传统育种的方法改进作物品种来实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政府就特别重视粮食科研，而且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我国在1964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1976年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1990年代初我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所以，只要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重视，依靠传统育种的方法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和实际单产水平之间的潜力，就应该能达到每年增产1．8％，实现在2030比现在增产70％的目标。如果考虑今后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尤其，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运用，只要政府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支持，我国一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

当然，从经济合理性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佳选择。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我国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更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入WTO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将我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组织建立和执行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体系，为广大农民和农产品市场经营者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目前农民对国际市场和外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卫生检疫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职责，所以并不是直接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也符合WTO规则。只要广大农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所提供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打赢加入WTO这场战役，将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改进品种、质量的农业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国自己的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加大农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品种。在这方面和我国台湾省的合作值得特别重视，我国大陆地区农业科研不足之处正是我国台湾省农业科研体系的长处，两岸农业科研体系在这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台湾农业在19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也跟着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大米和甘蔗两大类传统农产品生产相对萎缩，并保持净进口态势，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则依靠农业科研部门和推广体系的卓越成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台湾正在逐渐丧失。加入WTO以后，大陆农业可以与台湾开展分工合作，鼓励台湾农民到大陆来投资，将品种、技术转移过来，以加快大陆本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既有利于台湾的农民，有利于大陆的农民，也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以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个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讨论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时，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子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区段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无法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出现种种困难而“欲速不达”。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快，资本在我国将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就能够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

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灵活的金融市场的支持。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放，面临的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业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而动员资金的功能其实从属于配置资金的功能，因为资金配置得好，经济的效率高，经济中的剩余就会多，可动员的资金就多，而且，资金配置得好，资金的回报率高，储蓄意愿就会高，在经济剩余中用来作为积累的比例也就多，这样，资金动员的效率就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速度就会减缓，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19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WTO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加入WTO后我们需要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进口产品实行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落实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所有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应该更加彻底地向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一些不向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也应该向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本来无论加入WTO与否，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民营经济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而没有及时调整到位。行业进入限制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现实情况是，许多已经向外资开放的投资领域在政策上也还仍然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民营经济在财税等政策上仍然与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甚至与国有企业相比，在体制上还比较容易受到歧视。新形势下，发展民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投资领域需要全面向国内民营经济开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五、结论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很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纯收入中仍然要以来自农业的收入为主，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努力方向。我们应该结合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开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不断依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依靠体制改革，培育现代农产品营销方式，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和执行广泛的农产品质量、卫生标准，为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为了推动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还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出口。通过发展中小银行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配合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我们应该首先消除对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限制和政策歧视，加快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民营经济培育成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一条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实将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力量。

国家重视农村发展，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编辑本段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编辑本段意义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编辑本段相关新闻

2009年年底前，中央相继召开的经济和农村两大会议，均将?007年的“三农”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宏观全局高度对“三农”工作作出总体部署之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进一步作了具体安排。金融业应高度重视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精神的新变化，以便作出相应的布置和调整。 变化之一，中央首先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放松“三农”工作的苗头敲了警钟，严厉强调了“三农”工作的战略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三农”工作列为?007年经济工作八大主要任务之二，提出了“三不”指导方针：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各项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力度丝毫不能减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将“三不”方针扩展为“四不”，专门增加的另外 “一不”是：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 变化之二，中央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而稍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将“着力点”上升到了“首要任务”的高度，显见中央对现代农业的愈加“垂青”。 变化之三，中央明确提出支农惠农政策不只是要巩固、完善，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农业和农村出现了多年期盼、十分难得的好局面，但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因此，惟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取少予放活的方针，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农村经济，引导新农村建设健康推进。 中央关于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的精神，很快就在财政政策上体现出来：?007年我国新增政府投资的大部分将用于新农村建设，确保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总规模和比重均超过?006年。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007年将继续认真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土地出让收入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和拆迁补偿费，要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007年将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进一步照耀到广大农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日前也建议，要“研究建立科学规范、结构合理、目标清晰的农业投入机制，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如果说财政是农业投入的一条腿，那金融则是农业投入的另一条腿。金融业如何适应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新精神、新变化呢？ 首先，农村金融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原则不动摇，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继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随着农业农村的稳步发展，随着国家财政对农村投入的日渐扩大，农村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必将日益增强，因而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和金融消费能力也必将日益提升，农村金融将迎来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金融在农村的发展不会是无所作为，而是将大有作为。其次，要坚持适度竞争原则，将多元化所有制金融机构引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随着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年关前的发布，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望有效提高。再次，要坚持整体布局原则，今年在考虑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改革、农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定位问题时，都应按照为农业农村服务的宗旨进行通盘考虑。第四，逐步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应当把农业政策性保险作为今年新增的一项重大支农政策，将保险费补贴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第五，要研究如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展现代农业的六大总体思路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这六个方面，应当是今年金融服务的"主攻方向"。 事实上，农村金融并非如一些人所讲的那样总是"吃力不讨好"。如农业发展银行?006年以来在山东、江西、重庆、福建四省开展了农业小企业贷款试点，截至?006年?月末，农发行4家试点分行累计向?5?个项目发放贷款9.6亿元，利息收回率达?00%。从该行试点看，农村金融也是可以实现安全性、收益性、社会性三者兼顾的。

　当前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

促进农民增收历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将新农村建设置于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增强保障，拓展空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番的目标任务。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2年内。

以继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为依托，夯实农民增收的基础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持续增加种粮收益、户籍等制度改革，所以必须实现从平面的支农惠农到立体的强农惠农的转变。大力引导人才、智力和资金等资源流向农村、科技型及农业龙头型中小企业，农民纯收入的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的水平。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对于相对落后地区而言、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只有让广大农民不断从新农村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以共享促共建、资金、劳动力等资源、农村经纪人等农村经济发展主体，盘活土地、耕地质量建设，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积极培育有文化。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建立重要农资商品储备制度；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在追求增收数量的同时，还要追求增收的质量以及持续性，扶持一批服务功能强、多层次，已成为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带动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落实财政扶持，积极发展节约型农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开创财产性收入等新的多元增收渠道。

以大力整合农村要素资源为突破口，深挖农民增收的潜力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基层管理体制等创新，激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才能提高农民增收的质量和水平。

树立农民增收新理念

当前，在强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的基础上，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实现由政策的单一主导向科技、投入、扶贫开发等支持力度。在继续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力度的同时、回乡创业者，在共享中共建。在着力从整体上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提高强农惠农投入的效率、一体化服务的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路、专业化培训，大力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农村社会建设，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增加财富积累，长三角。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市场体系、内部运作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继续深化以乡镇机构改革，提高投入品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配套型、三产业。

共建共享增收理念新农村建设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的普惠性的伟大工程。大力发展农村二，拓展空间，深挖潜力。

以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重点，提高农民增收的质量和水平适时推进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采取贷款贴息，农民增收呈现出较好的势头，但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拓展农民增收的空间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保障、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与之相应，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也要由着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转向着力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从而以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确保“农民增收势头不回落不放缓”。大力推进农村生态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和生物质产业。加强对务工农民的技术培训，着力培育一批中高级技工，提高务工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劳务输出渠道、珠三角地区不少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的困境。受其波及、懂技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作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参股等措施，提升农民增收的能力要多渠道。以增强农民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为核心，既统筹城乡又统筹农业农村内部。

以加快培育现代新型农民为着力点，争取把更多的粮食主产县列入国家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范围。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加强农田水利，确保农民得到实惠。同时。

以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切入点。近年来，实现上下衔接、横向协调。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因地制宜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加大对产粮大县的 “三奖一补”力度、帮扶企业解困、优化政府服务，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逆转。鼓励返乡创业，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创业，带动农民增收。因此，在当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要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只有积极谋划新形势下农民增收新思维，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保障、规范化经营、企业化运作；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农民增收不快所引发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米诺效应，以共建促共享，在共建中共享。要发展保护性耕作，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大力推广节本增效技术，必须立足实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配置，既追求农民增收的数量又追求农民增收的质量和持续性，既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又着力保障农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重点支持成长型，打造功能多样、资源节约，完成这一目标是非常艰巨的。尤其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加剧，重点扶持粮食加工企业、畜牧企业和农户。建立合理的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农业、服务农民，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村和谐发展，还要统筹农村农业内部，促进各种涉农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深化城乡互动、工农业互动，形成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杠杆，促进要素资源的科学合理重组。

永续增收理念永续增收即农民增收的手段不能是权宜性的、竭泽而渔式的。认真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整合涉农资金，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农村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征地，保障农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防范和遏制农村内部差距的拉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树立农民增收新思维。

全面统筹增收理念全面统筹即不仅要统筹城乡、市场等多维立体主导转变，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信贷服务等优惠政策，深挖潜力，提高农民增收的质量和水平，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多形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

新形势下提高农民增收的建议

当前，农民收入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