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落实三农工作任务的是

增加农民收入。

1、三农工作有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保供，一个是增收，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

2、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林印孙的心系三农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6876 7354 605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农业、农村、农民是林印孙难以割舍的一份情结，他所执掌的正邦集团走江西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道路，成为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受惠受益于“三农”，更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带动了大批返乡农民养殖致富，走上了农业特色化的成功之路。

大地厚德载物，君子自强不息！他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一个道理：自己富为有限之富，以己之富为“三农”富是无限之富！

年少励志 誓出乡关

少年毛泽东外出求学时，临别时曾写了一首赠父诗，以诗言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少年时代的林印孙离开故乡，告别父母，走的时候确真是怀着一颗“立志出乡关”的决心，誓言走出大山。正是这样的志向，使得林印孙胸怀理想，志存高远。

1964年，林印孙出生在距临川县城30公里的一个贫困山村。林印孙的童年是与贫穷和饥饿为伴的。父母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除了在地里挣几个工分，还会偷偷做些米糖去卖。那段短暂的卖米糖的岁月使林印孙的童年多了些许亮色。每次父亲挑着箩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米糖时，总要带上这个机灵的小助手。在吆喝声中，林印孙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集镇，第一次看到了县城。“好大的县城，那么多商场、汽车，那么宽的水泥路。”一个梦想在林印孙的心中萌生———什么时候我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少年时的林印孙是村里出了名的“孩子王”，经常带着一帮人下河摸鱼虾，上树掏鸟窝，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1979年，林印孙上初三时，父亲很郑重地对他说：“孩子，就要毕业了，毕业后，你要么去做木匠，要么争取考上高中。”

那天，林印孙独自来到了村外，四周空旷而冷寂。想着自己穷苦的家庭，看着这个落后的山村，“难道我就这样过一辈子？”他暗自发誓：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半年后，他如愿地考入了当时的县重点中学———临川二中。

家里贫穷依旧。每到开学，父母总要为交学费的事愁眉不展，为此好学上进的姐姐辍学了。看着姐姐伤心的泪水，林印孙心里觉得很痛。

林印孙读书很刻苦，他的心中一直装着一个大学梦。可是，父母却为他选择了中专。望着满头银发的父母，林印孙无言。19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西省粮食工业学校，学大米、面粉加工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尽管心中有些遗憾，但林印孙仍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走出大山。

峥嵘岁月 激情燃烧

1984年林印孙毕业于省粮校，1985这一年，年仅20岁林印孙任临川饲料厂厂长。当时的饲料厂人员只有20多人，10多万元的资产，年产量仅6000吨，饲料厂的经营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个年轻人能把企业带出困境吗？”工人们在期望之中，不免带有几分困惑。

但是，了解林印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谋思辨、大胆创新、勤于践行的人。他当电工时，每一根导线的使用、每一件设备的安装都要仔细设计，追求最经济最具效率的方式，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分来花；他当技术员时，从生产工艺到技术管理，凡事都追求最佳效果。“年轻意味着没有思想束缚，企业就是要这样的人来当家！”越来越多的工人在林印孙身上看到了企业的未来和希望。

林印孙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工人撑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守候在林印孙下班的路上。这位老工人拉住林印孙的手说，“林厂长，你可要保重身体呀！你当厂长我们信得过，我们退休后就不会为退休金发愁了。”朴素的话语字字句句铭刻在林印孙的心上，他真实地体会到了肩上的责任。这是一种压力，有很多人被压力压垮，林印孙却从中获得动力。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他终于找到了企业走出困境的方向。

在林印孙任临川饲料厂厂长的激情岁月里，他总是满腔热血，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实践。在他的带领下，工人们真抓实干，大胆创新。在一次抓技改的试机中，林印孙不幸被机器切断了一个大拇指，承受了极大的断指痛苦。林印孙精通业务、志存高远、大胆泼辣、果断决策的素质和作风，在艰苦创业的环境中确立的标杆人生，为他以后创立正邦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筚路蓝缕 励精图治

1999年5月，本着“以人为本，以正兴邦”的理念，江西正邦集团正式成立，总部迁入省城南昌。新千年新世纪之交，集团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先后在昆明、南昌召开了三次发展战略研讨会，探讨集团30年发展战略，制定新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集团新世纪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明确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思想和“奋斗五年，建成国内一流农牧科技企业，奋斗30年跻身世界优秀农牧企业”的宏伟目标，并推出“更新观念、实现六个战略性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由此，集团很快与浙江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农大、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10所大专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以开通人才渠道；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开大学元素有机所、沈阳化工研究院等6个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并借用外脑，成立了专家组和顾问团。正邦工商管理学院很快应运而生，企业文化建设也很快列入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议程。集团企业很快变成了学习型组织。其经营管理水平，迅速向“人才经营”和“企业文化管理”新层次迈进。

在林印孙的带领下，当初只有20名员工、10万元资产的小型饲料厂发展成为拥有60余家分/子公司，总资产20亿人民币，到2009年销售额40亿人民币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江西省民营企业中排名第1位，销售网络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形成了饲料规模列全国第6位、农药规模列全国第6位、兽药制剂规模列全国第1位的三个企业群。2007年8月17日，江西正邦集团控股的企业——“正邦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江西省民营企业第一家首发上市公司。

正邦集团正致力于“二次创业”，力争到2010年实现年销售收入100亿元，2016年实现年销售收入500亿元，利润25亿元。为了实现“三年百亿”的目标，正邦集团确定了“一个转型，二个产业链，三张网，四大模式”的战略发展格局，即：企业由农业制造业向农业集成流通服务业转型；打造农牧业、种植业二个产业链条，优先发展成熟产业，包括饲料、兽药、农药、养殖业，重点发展有潜力的产业，包括油茶、肉食品、养牛、大米及物流批发市场； “三张网”指以种子、肥料、农药(兽药、饲料及原料、种猪)批发、零售业务的自建连锁及加盟连锁的网络构架的农资宽带网；以猪肉、禽肉、牛肉、羊肉的批发及零售的肉食品网；以大米、食用油、面粉、蔬菜及相关产品为要素的农产品网。“四大模式”是：公司+合作社+农户+金融的订单农业模式；种植和养殖结合循环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加盟式的连锁销售模式；产融互动金融对实业支持的协同模式。

应对危机 大展宏图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江西农业发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林印孙在谈到金融危机对江西农业发展的影响时说到：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企业经营面临困境。二是很多务工农民返乡待业和重新就业，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这对企业的用工提出了新要求。三是龙头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定单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流动资金不足，重大项目进展缓慢。但是中央加强了对“三农”的政策，全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又给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机。

金融危机对林印孙和他的正邦集团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何在危机之下抓住机遇逆势而上？这是摆在林印孙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保障在农业；扩内需、保增长，潜力在农村；保民生、保稳定，重点在农民。推动和振兴我省“三农”事业，走江西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化道路是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正邦集团责任和义务。通过保增长，保持企业经营效益持续稳定增长；调结构，打造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重点开发绿色农业产品，实现标准化、均衡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成为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的“三高”型龙头企业等一系列手段，加上正邦集团的淳熟的资本运营和强大的品牌优势，正邦集团正昂首度过危机，走向加快农业发展的春天！

在林印孙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恢宏巨制——环鄱阳湖生态循环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百万亩种植、千万头生猪养殖”的大型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化开发，实行山上种油茶，山下种植水稻，基地建设养殖小区，粪、肥、沼、化生产有机肥的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模式。项目实施地为30个重点县、100个重点乡(镇)、1000个重点村，并建设1000个重点专业合作社。正邦将按照我省“千企带千村”的要求，建设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完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联结机制，把松散型基地建设成紧密型、可控型基地。以基地带动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联系农户，综合运用“公司+基地+合作社+技术服务站+农户+专业市场”的现代产业集团龙头企业带动型发展模式。这个项目只待时机成熟便可立时启动。届时，正邦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带给江西人民一个又一个惊喜！

深谋远虑 情系三农

在林印孙的哲学思维里，他很强调规模化、市场化和网络化，对于江西的农业产业化，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江西的农产品特色化挖掘力度还不够，江西作为农业大省，农产品的特色还没有形成，没有做出好的品牌，产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附加值，而农产品“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其实也是难以实现的，这样过度强调“特色”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太多的特色就不是特色！”要真正实现江西农业产业化，江西农业应该是定位于全国甚至国际，而政府、企业以及生产者要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不能一味空喊口号，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路，要做到扶优扶强，把特色产品形成规模，打通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通过一体化运作，展开产业链，广泛建立强大的城市市场网络，实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低成本竞争，化解风险，共生共赢。

正邦集团在市场上的纵横捭阖，一招一式都定位在“立足农牧、服务三农”上，因为农业、农村、农民一直都是林印孙难以割舍的一份情结。林印孙对正邦集团的期望是：创建一流的农牧企业，做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铸造有效的农业产业链，让员工、股东、农户利益共享，进而达成农业致富、员工进步、企业发展的多赢局面，促进农牧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

正邦集团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重点支持农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不遗余力地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动千万农民共同发展致富。

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但豪情满怀的林印孙却不遗余力地倾情倾力打造一艘农业组织化建设的“航空母舰”。这超越梦想的大智大勇，只是源自他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信念――心系“三农”，此情只为“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