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殖货财 译文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 ,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椎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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