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历史名人的资料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

苞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

大学士李光地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

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

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

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

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

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

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

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

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

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享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

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其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刘 大 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汤沟镇陈家洲人。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

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

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

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

张后知大櫆同邑，深婉惜。

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

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

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

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

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

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

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姚 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

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

3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

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

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

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

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

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今义津镇阮畈村铁门口。

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 汝 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

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

曾国藩爱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

国藩死，又入幕李鸿章。

在入幕曾、李期间，曾、李奏议多出之他的手笔。

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

汝纶每到一地，首先重视教育，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官衔。

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

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

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

在考察期间，深入数十处学堂，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

在日期间，明治天皇还特地接见了他。

由日本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办起了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任教。

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的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

这所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它是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的后期大师。

卒后葬家乡吴牛山，墓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庆的骄傲——钱前

中国首次克隆水稻农艺性状功能基因中国农科院水稻所年轻科学家、院一级杰出人才钱前博士领导的课题组，与《水稻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项目组其他科学家合作，在水稻分蘖分子遗传学机理研究和功能基因克隆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

该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NATURE》上。

这是中国近20年来，首次在世界上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应用前景的主要农作物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也是中国动植物功能基因研究成果首次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

据了解，该项研究以在水稻育种中发现的分蘖极端突变体为材料，通过遗传图谱定位克隆技术，科学家分离鉴定了水稻分蘖控制基因MOC1。

遗传分析表明，MOC1是由单基因隐性突变造成的，MOC1编码一个转录因子，属于植物基因组特有的基因转录因子家族的一个成员。

作为主控基因的MOC1调控了一个精细而复杂的信号传递网络，并通过此网络调节水稻分蘖牙的形成及其正常生长发育。

通过对其功能与信号转导途径的深入研究，对了解禾谷类作物分蘖调控的分子机理，并进而应用于水稻等禾谷类作物超级品种的培育，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应用意义。

目前，国家正投入巨资，全面开展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并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重要内容，重点探索控制水稻产量、品质与抗逆性的奥秘，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

分蘖是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枝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水稻的产量，是培育“超级水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该成果标志着中国水稻功能基因研究已具备国际领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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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前简介

钱 前：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安徽安庆人，1962年出生，1979年毕业于安庆二中。

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遗传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2003年，任中日合作研究“利用生物技术创新水稻种质”的项目科学家。

1983年、1989年、1995年分别于南开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中国农科院获农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水稻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SCI收录15篇，2003年4月在《NATURE》发表原始论文。

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多项，1998年获浙江省青年科技奖，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

2002年获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并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批杰出人才。

目前主持、参与国家“973”、“863”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是水稻种质资源创新。

主要研究内容：

1. 分子遗传研究

开展了分子标记鉴定真、假杂交稻种；定位了单蘖、低纤维素、巨大胚基因、广亲和以及新矮源等基因；并克隆了单蘖、低纤维素基因。

2. 经典遗传及育种基础理论研究

对水稻特异性状的遗传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发掘的赤霉素欠失体、细胞质白绿苗等突变体。

3. 水稻新性状米研究

改变把水稻作为粮食作物的传统观念，使之成为粮经兼顾型作物。

近几年来，由于国际经济、贸易、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推进在国际上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我国也是受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专家认为，这种状况与我国生物技术研发的水平和科技经济的总体实力很不相称，与我国农业和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也很不协调。为积极促进我国转基因研发与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组织咨询组调研分析了国内外转基因植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做出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咨询报告。

一、转基因作物对我国作物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作物增产、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投入的增加和环境资源的短缺，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限制因素进一步加剧，农业的龙展又面临新的严峻挑战：(1)主要作物的病虫危害逐年加重，每年喷施的大量农药既加重了农民负担，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又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还造成了食物中的大量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2)我国大部分地区作物生产的施肥量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大量施肥除加重农民负担外，土壤退化、江河湖海的富营养化已对农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3)旱灾频繁，受旱面积大。除西北长期缺水、华北旱灾频繁外，旱灾在长江流域发生的频率近年也有很大提高。据统计，我国农业耗水约占全国总耗水量的70％，而水稻的用水几乎占整个农业耗水的70％，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趋突出。(4)我国北方及沿海地区盐碱地面积很大，南方热带、亚热带普遍为酸性土壤。这些不良环境对作物的种植和产量潜力的发挥有很大的限制作用。(5)我国的主要作物的品质较差．既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因其偏低的售价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亟待改良。(6)近二十年来各种作物产量均呈现徘徊局面，新育出的品种在产量潜力上没有大的突破，最近几年更是由于种种原因，多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出现下降的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转基因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新成果，包括：(1)应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了抗虫性强的棉花、玉米、水稻等。抗虫棉花在国内外已大面积种植，抗虫玉米在国外已有很大的种植面积，它们的推广大幅度降低了农药的用量。抗虫水稻为我国所独有，已完成了生产性实验，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2)培育出氮肥高效利用的转基因小麦，磷肥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的转基因烟草和水稻，还鉴定分离出一些与氮、磷肥利用效率有关的基因，将这些基因应用于作物改良，将可能有效地提高各种作物的肥料利用效率，降低肥料用量。(3)获得了不少调节植物水分状态使植物耐旱的基因，正在利用这些基因培育耐旱农作物品种；(4)耐盐碱、耐铝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已分别培育出耐盐碱、耐铝毒的转基因植物。(5)应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耐储藏保鲜番茄，在国内外部率先获准进行商品化生产。(6)培育出直链淀粉含量明显降低、蒸煮和食味品质明显改善的水稻；应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富含维生素A的“金米”由于其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五年来在国际上更是引起了轰动。(7)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延缓叶片衰老的水稻，单株生产力显著提高，表明应用转基因技术修饰植物的生理生化代谢途径，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作物的生产力，改进产量潜力。这些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领导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转基因作物在我国的种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研分析，在1999-2001年的3年中，我国种植抗虫棉面积约270万公顷，共少用农药123000吨，增产棉花9.6％，每公顷效益近2000元。抗虫水稻近年在湖北、福建等地试种表明，在整个种植季节基本不打农药的情况下抗虫稻可增产12％，不仅创造每公顷900-1200元的经济效益，而且可大大地缓解由于外出打工，农时青壮牛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深受农民的欢迎。

综上所述，转基因作物的培育和应用，对作物持续增产，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如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投入太高等)，保障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的脱贫致富均能起到其它技术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积极推进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与产业化应迅速成为政府、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民的共同行动。

二、转基因农作物研究与产业化发展迅猛，其势不可逆转

1983年世界首例转基因植物培育成功，标志着人类用转基因技术改良农作物的开始，1986年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获得批准进入田间试验，1994年美国Calgene公司培育的延熟保鲜转基因番茄批准商品化生产。近十年来，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与产业化发展迅猛，种植面积快速增长。199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170万公顷，2003年增加到6770万公顷，其中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已达4种作物全球总面积的25％；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1996年的6个，增加到 2002年的18个，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呈逐年快速增加的趋势。这一增长态势反映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们正在逐步接受转基因作物。

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研发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尤其是在国家“863”计划和“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的直接支持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一些领域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研制抗虫棉技术的国家；我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到2003年8月止，我国共受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请1044项，批准777项。2003年全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80万公顷。目前，我国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的各类研究机构已超过200家，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到产品开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

值得重视的是，在转基因植物研究和产业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很多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和政策也发生了调整和转变。如印度、巴西、南非、菲律宾等过去多年拒绝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近年也批准了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尤其是巴西后来居上，2003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跃达300万公顷，取代了我国多年所处的世界第四的位置，而我国种植面积则降至第五位。此外，欧盟委员会2003年通过了关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原则建议，明确规定不允许其成员国设立“无转基因作物区”。英国、德国也于近期同意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预计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将会进一步促进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三、影响我国转基因作物研发与产业化的几个主要问题

根据多方调研，下列问题正在严重影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进程。

1．国家政策取向不明确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研发和产业化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取向不明朗。一方面，我国政府保持并加大了对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以及植物基因组研究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人国际先进水平的进程。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对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实行了十分严格的限制：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5年基本上没有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在已经批准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植物中，没有一例是粮食(饲料)作物，其结果导致，我国自行研制的多种转基因作物未能得到及时应用。由于农作物品种时限性的特点，我国所培育出的有些转基因作物已经错过其最佳应用时期，导致了研究成果的浪费。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转基因技术作为生产力对我国经济建设可能的贡献，同时也有违于我国广大农民对新技术的强烈需求。

为改变这种状况，农业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近年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过多次座谈，专家们在对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表示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的同时，也对我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政策取向表示忧虑，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意见未能被很好地集中起来提供给国家决策。

2．管理办法有待改进

1993年，原国家科委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基本框架，农业部于1996年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997年又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并于同年成立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公室”，使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办法》的起草过程历时6年，先后有12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讨论或发表了意见，较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各国管理条例中的优点，较好地体现了以风险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办法》实施几年的实践表明，该《办法》较好地适应了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作为我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策略，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又相继颁布了与该条例相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3个办法。现在看来，这些规章存在管理时段太长，管制面偏宽，尺度太严等问题，加之近年审批操作不够规范，管理成本较高，限制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的发展；此外，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涉及列农业部、科技部、卫生部、商务部、环保局、专利局等众多管理部门，而国家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对各部门进行协调管理，这种局面也大大影响了管理效率。

3．自主知识产权基因较少，转基因作物研发后动不足

从整体水平看，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研究技术方面的进展与国际上基本同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很少，因此转基因作物研发缺乏后劲。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植物分子生物学和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投入少，人才队伍较小，创新能力不足，此外，耐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在管理上的限制，也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研发积极性以及企业参与和投人的积极性。

四、对我国转基因研究和应用的几点建议

1．理顺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

从一定意义讲，目前影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现行管理体制上的不统一和不协调，因此急需建立一个能够统一协调、迅速决策的管理体制。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国务院多个部门、众多的研究机构、大量的消费者和广大农民，建议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一个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具权威性的领导班子，以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和保证各方面的衔接。除担负管理责任之外，这个领导班子还应进行转基因作物研发与产业化策略的研究，制定我国农业生物技术整体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重点突出今后10-15年内，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与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其战略对策、优先发展领域、产业化及运行管理机制等重大问题。

2．选准突破口，积极而策略地推进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

建议根据技术成熟的程度和国际竞争的形势，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推进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建议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产业化。原因在于：(1)我国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在国际上有明显优势，转基因抗虫稻的商品化生产可抓住占领我国市场的先机，并可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2)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约4.5亿亩，根据中国科协的资料，水稻螟虫的危害平均每亩损失达30元以上。转基因抗虫稻在全国的推广，将回对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明显的效益。(3)我国水稻出口极少，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会对外贸带来不良影响。相反，生产成本的降低还有可能增加稻米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外贸带来积极的影响。(4)水稻是我国最主要的衣作物，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将会有力地促进我国农业生物技术企业的形成。(5)转基因抗虫水稻所用的为Bt类基因，用此类基因培育的转基因玉米、马铃曹、棉花等在国内外已商品化应用多年，作为食品和饲料均对人畜安全。我国科学家对转基因抗虫稻的食品和环境安全性作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抗虫稻不仅作为食品是安全的，而且还因为少打或基本不打农药，有利于害虫天敌的生存繁殖，对生态环境有益。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水稻存在安全性风险。(6)按我国现行安全性管理办法，转基因抗虫稻1999年以来已经在湖北、福建等省完成了中试、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等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为实验地区的农民迅速接受，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因此，建议尽快批准转基因抗虫稻在上述地区的商品化生产，在商品化生产的过程中加强安全性监测与研究，稳步推进，争取在4-5年内形成规模。

3．以科学分析为根据，修订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与管理条例

建议在管理中将科学问题和行政策略区别开来。总结1997年以来我国实施安全性评价与管理的经验，建议对我国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评价与审批实行分类管理：(1)对于没有可预见风险和低风险的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性评价与管理的简化程序，将目前的5个阶段减少为3-4个阶段，并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和可借鉴的实验数据，简化审批程序中对有关生物学背景和安全性资料的要求。(2)将现行按“一个品种一个省”申报安全性审批的做法调整为按“转化事件”申报审批；对已审批的转化事件，其衍生系不必再申请安全性评审。(3)借鉴我国医药审批制度中“新药证书”和“药品生产文号”的做法，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证书”和“商品化生产许可证书”相分离的两证制。

作为行政策略的“技术壁垒”，可以考虑：凡是我国已经颁发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指特定基因与作物的组合)，可以对国外研制的同类转基因作物在完成了相同的实验和评价程序后也颁发安全证书；对我国尚未颁发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国外研制的转基因作物则需在我国境内完成各种安全性实验和评价过程方可颁发安全证书。简而言之，国内研制的转基因作物可以借用国外的技术资料申请安全证书，而国外研制的转基因作物则只能根据国内的资料申请安全证书。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国研制的转基因作物在商品化生产的国内市场中占有先机。

4．继续增加科研投入，保障转基因作物和农业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政府的科技投入较过去有了显著增加，为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用于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经费甚至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家跨国公司。因此，应从多方面人手，继续加大投入。

建议设立“国家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油菜等作物的功能基因组研究。我国在植物分子生物学方面研究基础整体上比较薄弱，在功能基因的分离方面与国际上差距较大，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很少。目前，根据从序列分析的结果预测，农作物基因组中有4-6万个基因，在今后的8-10年内，这些基因都将逐渐被分离克隆，注册为知识产权。因此，未来10年将是国际上关于基因产权争夺的关键时期。我国近年启动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水稻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形成了较大的优势，应重点支持，在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油菜基因组的研究方面，我国也已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应加强支持，形成特色。设立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的重大专项，将能保证我国成批量地获得功能基因的知识产权，使我国在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与农业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

建议继续设立“国家转基因农作物研究和产业化专项”，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1998年国务院批准立项的“国家转基因农作物研究和产业化专项”对推进我国的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和产业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转基因棉花已形成规模，水稻、玉米、油菜、番茄作物等转基因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继续加强支持。建议以新的发展观来支持农业生命科学研发。我国以五年计划为期的模式不大适合农业生命科学研究，弊端很多。建议将上述两大专项形成中央财政支持下的较长期稳定的重大科技专项，并在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实行定期评估，目标和内容适时更新，以保证我国农业生命科学的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