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纹镜的纹饰
在地纹的基础上,添加了花叶纹,形成了战国的花叶纹镜。一般花叶简单,较为图案化,花叶多为四朵、八朵,菱形花叶纹则为五朵。
西汉以后,又出现了花叶纹和草叶纹镜,而所谓「草叶纹」,有人认为可能就是「麦穗纹」,这就反映了古代中国以农业社会立国的历史。
到了唐代,更出现了写实的花卉纹饰,加上浅浮雕工艺的表现手法,格外富丽堂皇,也反映了唐代鼎盛时期欣欣向荣的气象。
连弧纹镜,一般为柿蒂形钮座,间饰以“长宜子孙”字铭,以内向连弧纹为主要装饰,流行于东汉中晚期。此期铜镜,较之前代已有发展,其镜面微凸,使人面得以全部照出,较为科学,纹饰多柿蒂,纽较大,其连弧纹多在内区,创浮雕式作法,纹饰突出,种类增多,铭文多为吉祥字语。
可分为V式:
I式:钮座外为内向八连弧纹,连弧每一曲有一直线与钮座垂直相连。纹饰外围以铭文带。
II式:连弧纹与钮座间填饰有线条、涡纹。连弧纹外围以铭文带,铭文带两侧又饰有短线直纹。
III式:钮座四叶问有四字铭文。钮座外为内向八连弧纹,并围有云雷纹一周。云雷纹一般为八个小圆圈,加数日不等的斜线组成。
IV式:比III式省略了云雷纹带。四叶钮座的叶间多书长脚花式篆“长宜子孙”,八连弧间也常有铭文与之对应。
V式;比IV式更为简略,钮座外为内向连弧纹,无铭文和云雷纹。
出土佐证:
(《大葆台西汉木榔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I式、II式连弧纹镜,III式蟠虺纹镜新出现并流行。博局纹镜开始出现。
“西番莲纹”
阿拉伯纹饰包括几何纹、植物纹和书法纹三种:一、几何纹。圆形和方形是所有几何纹的根本,由此繁衍其他类型纹饰。阿拉伯几何纹饰以星形图案为主,它蕴蓄了伊斯兰教天地融合的观念。星形图案组合方式众多,如三角形可变成五角星形和六角星形。四角形变成八角形,前者象征四面,后者表示八方。人们透过星形图案,可联想到天穹和下土、正中与方圆、精神及物质。几何纹除星形图案外,还有以正方形、十字形、万字形等几何纹饰为主的多种组合图案,以及构思独特的扭曲状编结纹。
伊斯兰艺术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宗教艺术使用几何纹饰,并将其作为主要装饰艺术,星状图案常见于建筑物和木质,铜质艺术品上。几何纹饰不但表达了穆斯林的欣赏品味,也证明他们丰富的几何学知识。几何纹饰在抄姆地区叙利亚和埃及备受崇尚,后传至北非的土耳其。今天沙姆地区现代建筑上,几何纹饰触目即是。植物纹。阿拉伯纹饰中的植物纹,并非具象描摹树木和花草,而是波状曲线几何纹的一种变体。
最典型的形状为枣椰树叶纹,源出希腊,主纹呈扇面枣椰树叶状,具有连绵不断,无限延伸的抽象式样,象征宇宙万物的深奥精深和生命力的顽强不挠。植物还有象征生命之树的圣树纹,出自伊朗萨珊艺术。典型的圣树纹是在一棵大树两侧画两只相对的动物。9世纪后,圣树纹渐趋抽象,树干变成纤细垂直的线条,枝叶呈螺旋状纹。植物纹后来还出现弯曲茎蔓缠附枝干的葡萄纹。穆斯林使用植物纹饰,意在重现自然。反复连续和相对或近似的树叶、树干形状的纹饰,贯穿着抽象和象征的原则。
植物纹出现于公元9世纪,当时萨马拉城墙壁的灰泥纹饰和埃及图伦遗址上可见到这种纹饰。法蒂玛时期,植物纹饰艺术得到发展,到13世纪则登峰造极。之后,植物纹饰传往伊朗,装饰在彩釉瓷砖上,而且具有中国艺术特色。植物纹在伊朗和印度十分流行,流线形的枝桠、叶片和花蕊纹饰充斥地毯、书籍、门闼、清真寺的讲坛和凹壁。陵墓柱塔上常雕镌松树的花卉纹饰,代表后世及其幸福、安详、丰裕和美好。
“西番莲纹”由明代传入至清代盛行,得到了广泛地应用,集合了中式的缠枝纹和西方莨苕叶雕刻各自的特点,形成了极富张力的花卉纹饰,常被用在建筑雕刻、家具雕刻等地方。
清朝雍正及嘉庆时期,许多建筑及室内装饰上所绘的西洋纹饰,都被统称为“西番莲”。另外,由于多种西番莲都为攀援藤本植物,所以也有人把它们叫作“缠枝莲”。
西番莲纹的寓意,表示连绵不绝,也有对官员清正廉洁、妇女洁身自好的赞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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