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 (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

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

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 *** 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

《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

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

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

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

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

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

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

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

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

崇古盐在河东。

相互控制二方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 “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

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

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

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 “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 “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

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

“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

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

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

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 *** 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

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

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

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

《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

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

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

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

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

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

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

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

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 *** 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

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

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

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 *** 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

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

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

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

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

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

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

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

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

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

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

最后，晋商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

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

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创新制度的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

这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的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

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

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

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

晋商许多家族能历经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

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

这些会在以后分析。

当梁启超191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

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

但他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

事实上，在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

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

中国商业，始于晋商。山西商人，源于盐商。运城盐池以产潞盐驰名，又被称为“中国死海”，与中亚咸海（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共有）、美国奥格丁盐湖齐名，为世界三大盐湖。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夏朝和商朝也都以山西南部、河南北中部为统治中心，绝非偶然，与依存运城盐池有必然关系。据考证，商贾的“贾”就出于“卤”，而“卤”即指山西解州的盐池。所以，一般认为中国最古老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山西票号独步天下后，谤言四起。如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票号起源曾有“李自成遗金（宝藏）说”，谓由傅山、顾炎武创制。此说《明史》中有佐证，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即依此敷演。历史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可见晋商影响之大。

晋文公“通商，宽农，利器”，春秋五霸中称霸最久（达200年）。其时，山西商人已有名气，如《国语》中称“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越臣计然为晋国亡公子之后，史称“范蠡（经商）之师”。此后，“陶(地名)朱公（化名）”遂为财富象征，“陶朱术”亦成中国商业代名词。白圭最先在魏国做官，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也与三晋有渊源。战国猗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盐商，被尊为中国商人祖先。他贩盐畜牧（后有晋南大黄牛），兴修水利、修路补桥，著《箴言集》教诲百姓，名重一时。汉高祖时（公元前207年）即以其名“猗氏”置县，至今未改（现临猗由临晋和猗氏合并而成）。该县王寮村猗顿陵墓（古猗顿氏冢）为省级重点文物，并有陶朱公庙。榆次、安邑为有名商业集镇。

汉代马邑大商人聂壹（或作班壹）兼皇家间谍，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名义往来匈奴，为之后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谓“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莫含，西晋时雁门繁峙(今应县)人，官至左将军、关中侯，对北魏初期政治建设有重要建树。其祖辈在雁门关内外经商，家财万贯。他经常往来于代北鲜卑穆帝拓跋猗卢与并州刺吏刘琨之间，为维护两地间和平与安定作出积极贡献。故宅在桑干河南岸，世称莫回城，约在今应县三门城一带。秦汉时，太原、平遥、汾阳、平陆、洪洞等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李世民父子起事反隋时，很多军费由文水木材商武士镬负担。当然武的出名是因为女儿武则天。唐定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商业繁华的大城市，杜甫曾“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隋唐五代又出现大同、太谷、平定、晋城等新兴商业城镇。

宋代，山西商人已发迹、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中坚力量。（也有人认为徽商始于南宋，此时亦有贡献。）河东设盐运使衙门，遂改名“运城”，涌现一批拥财千万的'盐商。岢岚等地供应大批骏马。民谚“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其商业街市宛如《清明上河图》。山西是蒙元统治中心地区，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俨然世外桃源。从元大都（今北京）到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在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有驿路直达。完备的驿站，扩大了商业活动地域。《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运城盐商还设子弟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明代，大同府天城卫（今天镇县）薛氏三兄弟，仲兄薛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辞官经商；其弟薛缨是两淮大盐商。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代县人杨继美是两淮盐商中著名富商，担任国子监祭酒（商界领袖）。一人欠其巨债难还，欲以家业相抵，而杨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全国33个较大商业城市中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3处。明代晋、徽、三大商帮中晋商为首。

清初“八大家皇商”（皇帝钦赐）都是晋商。清中叶晋商已在全国独占鳌头。时有民谚“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中国第一商号”日升昌汇兑银子最多时高达1亿多两，皇帝授予其“汇通天下”匾，其无形资产价值不会低于8亿两白银。清朝最有名的晋商世家是：榆次常、许、聂家，太谷曹家，祁县乔、渠家，平遥李家，介休的侯、冀、范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蒲州张、王家，浑源常家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大盐商临汾亢家是三晋首富，光绪年间已达数千万资产。清代晋商将山西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高度。

晋商称雄历程，树有五座丰碑：驼帮、船帮、票号、大院和“茶叶之路”。

祁太帮史、张、王在右玉县杀虎口开吉盛堂商号，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大盛魁是晋商中唯一不带家族色彩的大集团。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仅长城和乌里雅苏台（最初总号，后迁归化）之间商路每年即有1500峰往来。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上海钱庄在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颠峰。中国传统民居，向有“北在山西，南在皖南”之说。山西大院主要分布在太谷、平遥、祁县、榆次、灵石、介休、大同、浑源、保德、阳泉、沁水、阳城、临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张原村的范家大院号称“小金銮殿”。“祁县域内类似乔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余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筑规模、工艺精细度都与乔家大院相颉颃甚而多出其右。可惜的是，由于无力修缮或不注意保护，大多数已经日渐破败，濒危临绝了。”（1997：《晋商大院文化》）而山西商人所到之处留下来的会馆，情况就好多了，“物以希为贵”，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始有东起今西安、西至里海和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云南、四川横断山区至西藏、缅甸、印度、尼泊尔崇山峻岭之间也有一条著名交通驿道——“茶马古道”，西汉具雏形，宋、元、明、清历代得以强化。晋商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开辟出一条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亚、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由晋商开拓的从福建至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和“茶马古道”，大致涵盖了古代中国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网”的经营轨迹。

元明两代，山西“潞绸”是与“杭缎”相媲美的著名品牌。“沁水县南阳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已基本成为史界定论。近年山西出土了公元4至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虽不能据此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历史上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毋庸置疑.晋商的“茶叶之路”在南线一带和丝绸之路完全吻合，北线指出张家口到包头、乌兰巴托，往西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直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万里茶路也被称作“（北方）茶马之路”，南来“粮酒布茶”，北来“牛羊驼马”，故称。“茶叶之路”和“丝绸之路”并称，享誉世界，而“茶马古道”相比则要逊色不少。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