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西藏的治理是怎样的？

以阔端派兵进藏和邀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为开端。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僧俗上层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实行对西藏统治的方针。蒙哥即位后，一方面派兵征进，一方面对新征服的西藏地区调查户口，实行分封，并改变了阔端时依重萨迦派的方针，改为对各派一律依重、分而治之的方针。噶玛噶举派有依靠西夏政权扩大和发展势力的历史和经验，因此，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噶举派对蒙哥和阿里不哥表现出了比对忽必烈更多的热情。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却一直追随忽必烈，直至忽必烈取得帝位，被尊为国师、帝师。萨迦派依靠元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提高了本派的影响，扩大了本派的实力。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萨迦派在西藏具有实权地位，他们是元朝在西藏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元朝一方面通过对萨迦昆氏家族的控制，以宗教和世俗上层维系其对西藏的控制，一方面在广大藏族地区建立各级政权机构，进行直接统治。

宪宗蒙哥时期，大汗及其同母诸弟和窝阔台子阔端在西藏都有封地，诸王在封地内设有类似管理中原封地最高长官的达鲁花赤一样的守土官。这时的分封，只限于乌思藏地区，尚未扩展至阿里。到忽必烈即位后，随着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其确立了对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统治后，没有再实行分封，而代之以派遣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西藏地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事务。至元元年（1264），在元朝中央政府设总制院。掌释教僧徒和西藏事务，以国师八思巴统领院事，桑哥兼总制院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请，于是，“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为宣政院”。宣政院是专管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其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西藏军民事务皆隶属宣政院管辖，小规模的军事活动，由宣政院直接处理，或置分院往镇；有大征伐则由宣政院会同枢密院讨论决定。

总制院设立的同时，国师八思巴返回西藏，协助蒙古贵族建立西藏地区的行政体制。同时，忽必烈又委派总制院使答失蛮前往，沿途清查户口、物产、道路等情况，为建立驿站和更好地治理西藏作必要的准备。

蒙古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最早建立的是乌思藏十三万户。“它是蒙古统治者针对当时乌思藏分裂、割据的客观形势，因地制宜地采用的一项颇为策略的政治措施。其中的伯木古鲁、必里公两万户是蒙哥于1254年左右招封的。其余诸万户则是在至元五年（1268）及其以前逐渐建立的。万户长都是左右一方的豪族，他们是蒙古统治者按照其原有的势力和功劳宣授的蒙古官职。由大蒙古国大汗颁赐证券和虎符。对万户的封赏削夺权，掌握在蒙古国大汗手中。

各万户直接代表其所属的百姓接受蒙古国的统治，从而排除了各地方势力成为独立于蒙古国之外的行政实体的可能，使之在承认蒙古国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分而治之。蒙古统治者作为这些万户间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地区。当萨迦派取得了高出于其余各派的优势后，萨迦本钦（又作本禅，意为大官）作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是当时乌思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办事机构为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军民万户府。

“至于各级官职。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户、千户、万户、路达鲁花赤。若管辖三个路，则称为路军民万户，赐给水晶印。在吐蕃，此官职曾封给本钦释迦桑布。”

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这种十进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蒙古社会的组织形式，五十夫长即五十户的行政长官，五十户组织藏语称“达果”，又称“马头”。这种组织不见于蒙古和西藏社会，当来自汉地的村社。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元朝在汉地普遍建立了村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随着对西藏统治的确立，内地的这种社会组织也被推行到了西藏，并成为当地征收驿站支应的基本单位。

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前后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二十九年（1292）又将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它的辖区包括除今昌都专区以外的西藏自治区全境和现在国境外的列城等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予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通常在远离行省中心地区设置的宣慰司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隶属于行省，而是中央宣政院在西藏的派出机构，负责宣政院与乌思藏纳里速之间下传上达的任务和军民事务，“由于乌思藏各万户、千户与内地州县有很大的不同，又有萨迦本钦总管（十三）万户的事务，所以乌思藏宣慰司直接管理各万户的事务不多，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

除在西藏设置宣慰司外，元朝在藏区还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思麻地区）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甘思地区）。

蒙古国和元朝曾经在西藏进行户口调查和征收赋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内地通往西藏的沿途设置驿站；为控制西藏的局势，维持西藏政局的稳定，在当地驻有军队。

括户工作早在宪宗时已经进行，那时的括户目的是为分封提供依据。元世祖及其后诸帝，也多次在西藏调查户口，从而留下了当时西藏人口数目的确切记录。至元元年（1264），答失蛮赴萨迦，沿途曾清查户口、物产和道路险易。五年（1268），“即阳土龙年年初，由朝廷派来的金字使臣阿衮与迷林二人，对俗民、土地以及冠以大蒙古之名的根本户数进行了清查，此年之后的二十年，即火猪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宣努旺秋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妇、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山羊、绵羊等，共计二十四头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户，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称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称为一个万户。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这次清查户口是在整个乌思藏纳里速地区进行的，清查的结果是整个西藏地区共有36453个蒙古户（帐），其中纳里速和藏地方共计15690户，乌恩地方共有20763户。这是西藏有史以来最早、最确切、最详细的人口统计数字。

古代山水画鉴赏至元元年答失蛮进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驿站之例，建立驿站。自此以后，自汉藏交界处至萨迦，总共设立了二十七个大驿站。它们是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立了十一个大站。

由乌思地方（前藏）入支应的大站有索（西藏索县）、夏克（怒江上游源头处）、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此五站地址不详，当分布在藏北草原一线）等七个。

由藏地方（后藏）之入支应的大驿站有达（今西藏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东的达拉）、春堆（今日喀则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宋都思）、达尔垅（今日喀则西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答笼站）、仲达（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撒思迦站，仲达意为仲曲河谷，当由流经萨迦寺前的仲曲河得名）。初设在萨迦西北不远处的仲达地方，后移至萨迦等四个。吐番地区的驿站同其他各地一样，在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蒙古语，意为“查验者”），负责盘查往来使臣及持驿卷文书由驿站供应饮食乘马者，防止诈伪。藏区驿站的设置，无疑方便了使者的往来和号令的下达。

在西藏设置驿站的同时，就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还委派一名同知院事带着管领吐蕃驿站的诏书，管理当地驿站，“使吐蕃二十七个驿站保持安宁，使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初，各驿站的人畜支应，分别由各相关万户负责。后来，有的驿站则由蒙古驻军负责，而由相应的藏地万户提供牲畜、物资。

为了确保西藏的稳定，维持地方秩序，镇压反叛活动，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在乌思藏宣慰司下设有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他们可能隶属于设在陕西风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当西藏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枢密院拨给宣慰司指挥，任务完成后再归原建制。至元十六年（1279），总政院使桑哥率领七万蒙古军讨伐贡噶桑布，大军返回之际，桑哥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西藏，担任警卫和哨所驻军，警戒西路蒙古和驻守藏北，保障各寺庙的安全，还拨出部分军队负责驿站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以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吐蕃。西平王府设在“朵哥思麻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互助县松多）”，奥鲁赤的封地也在这里，他平时驻扎在朵思麻之地，遇有吐蕃发生变故，随时可领兵入藏，以尽其镇戍之责。他和他的儿孙作为镇守一方的宗王，一直负有保卫西藏安全的重任。

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北欧神话的书

萨迦寺，坐落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奔波山上，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萨迦”系藏语音译，意为灰白土。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1034～1102）发现奔波山南侧的－山坡，土呈白色，有光泽，现瑞相，即出资建起萨迦寺，逐渐形成萨迦派。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来涂抹寺墙，所以萨迦派又俗称为“花教”。

萨迦派采取血统和法统两种传承方式。贡却杰面卒后，其子贡噶宁布（1092－1158）主持萨迦寺。贡噶宁布学识渊博，使萨迦教法趋于完整，被尊称为“萨钦”（萨迦大师），为该派初祖。贡噶宁布的次子索南防摩为萨迦二祖。三子扎巴坚赞主持萨迦寺57年，为三祖。四子贝钦沃布的长子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是萨迦派著名的人物，也简称萨班，或萨迦班智达，是为四祖。

公元13世纪初期，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落兴起，用武力统一了中原。1240年元朝阔端进兵西藏前，欲召见在各教派中声誉较高的萨班贡噶坚赞。1244年萨班贡噶坚赞率侄子八思巴（1235－1280）去凉州（今甘肃武威），1247年在凉州会见阔端，并写信说服西藏各派高僧和贵族接受了元朝的对藏条件，把西藏正式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忽必烈统一全中国，建立元朝中央政府后，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即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西藏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它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八思巴成为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萨迦派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14世纪后半叶，随着元朝的灭亡，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被噶举派取代，但该派仍然维持下来。

萨迦派不禁娶妻，以道果教授为主要修法。萨迦派对发展藏族文化起过重要的作用。萨迦派协助元朝统领西藏时期，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战乱局面，社会生产得到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繁荣局面，当时萨迦派的一些高僧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不少的译著和作品留传下来，如萨班的《萨迦格言》、八思巴的《彰所知论》都是影响深远的名著。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的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萨迦寺建筑在仲曲河两岸，故称萨迦南寺和萨迦北寺，全寺共有40余个建筑单元，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寺院建筑群。公元1073年贡却杰布初建萨迦北寺时，结构简陋，规模很小。后经萨迦历代法王在山坡上下不断扩建，加盖金顶，增加了许多建筑物从而形成了逶迤重叠、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八思巴被元中央政府封为“帝师”，统领西藏后，萨迦北寺又成为西藏地方政权机关所在地。

萨迦南寺是公元1268年八思巴委托萨迦本钦（萨迦本钦是元朝时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首席官员）释迦桑布主持兴建的，当时一些汉族工匠也参加了施工，后屡次扩建整修，气垫宏伟，平面呈方形，高墙环绕，总面积14760平方米。

萨迦南寺基本上仿照汉区古代城池样式，是具有很好防御性能的坚固城堡，护墙河至今仍依稀可辨。城堡内为殿堂僧舍。大经堂总面积5775平方米，正殿由40根巨大的木柱支撑直通房顶，最粗的木柱直径约1．5米，细的也有1米左右。其中前排中间的话根柱子，被称为四大名柱，即“元朝皇帝柱”（据传为忽必烈所赐）、猛虎柱（相传此柱由一猛虎负载而来）、野牛柱（相传此柱为一野牦牛用角顶载而来）、黑血柱（相传是海神送来的流血之柱）。正殿高约10米，大厅可容纳近万名喇嘛诵经，内供三世佛、萨迦班智达及八思巴塑像。萨迦寺另一重要殿堂为欧东拉康，内有11座萨迦法王灵塔，殿内墙上绘有八思巴早年的画像和修建萨迦寺的壁画。殿后堂有反映西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萨班与阔端会晤的壁画。欧东拉康的南侧有座“普康”，是该寺修密的宗僧人诵“普巴（多见橛）经”的处所。

从南寺大殿出来，经廊道而至前院，再沿数十级长梯，即可到大殿顶层。平台的西、南两面有宽敞的长廊，廊墙上绘有珍贵壁画，南壁绘有萨迦祖师像，西劈绘有大型曼陀罗（坛城）。

萨迦南寺曾经过多次维修，特别是在1948年的大修中，局部有较大的改变，在大殿前增加了一些附属建筑物，大殿内的木板壁改成了泥墙，重绘了不少壁画，尤其是把围墙上开有垛口的女儿墙改成西藏形式的平合檐等。但从整体上看，南寺融藏汉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藏式平川式寺庙建筑的代表。

萨迦王朝当政时期是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因些，萨迦寺除了具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外，还有一些官署府邸之类的建筑。公元1265年八思巴回萨迦寺时，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喇让”，专门管理他的私人财物和有关事宜。八思巴死后，传至贡噶洛珠坚赞时（14世纪前半期），萨迦昆氏家族分裂为4个“喇让”（“喇让”原指西藏宗教领袖的住所，后演变为宗教领袖办理政教事务的机构），“喇让”则以父子相承，而萨迦法王的宝座则由这4个“喇让”轮流继任。这4个“喇让”为：细脱喇让、拉康喇让、仁钦岗喇让和都却喇让。

细脱喇让的建筑为一长56．6米宽40米的长方形四合院，高四层共16．3米。原来是八思巴任法王时管理卫藏十三万户时的官邸，后来一直是萨迦王朝的政府所在地，最后成为四大喇让之一。

拉康喇让的建筑原是八思巴圆寂的地方，在萨迦南寺大经堂右侧城堡内，有三楼一顶，高与大殿差不多，后为四大喇让之一。

仁钦岗和都却两个喇让，均为八思巴时代的建筑，具有相当规模。至15世纪时，三个喇让绝嗣，而都却喇让的阿旺贡噶仁钦和白玛顿堆旺久兄弟，为了争夺萨迦法王的王位，发生矛盾，互不相让，于是分别建立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萨迦法王就分别由这两房中的长子轮流担任。他们的宫殿建筑当然也是萨迦寺院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迦寺从建寺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其间萨迦王朝统治全藏70余年，寺内所藏文物极其丰富，其中尤以经书最为著名。萨迦寺的图书资料集中在三个地方，即北寺的“乌则”、“古绒”的藏书室和南寺的大殿，藏书的总数约有24000函左右。“乌则”为该寺最早的藏书室，据说在八思巴以前就放满了图书，八思巴时代也有少量的珍本藏入该室。该室除藏有大量古藏文抄本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梵文贝叶经和汉文经卷。这些经书部部都由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精工写成。南寺大殿的藏书数量最多，据说这里的书籍是八思巴任法王时集中了全藏的书写家抄写的。“古绒”藏书室内的绝大部分藏书也是手抄本。其书写时代可能稍晚于“乌则”和南寺大殿。此外，这里还藏有一部明永乐八年附有御制后序的内地印制《华严经》。北寺“古绒”藏有天文、历算、医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藏文书籍3000函，其中很多是宋、元、明各代的手抄本和稿本，而且多为历代法王批注校释过的珍本。现在保存完好而又为人们特别珍视的要算南寺大殿法墙中的藏书，大殿后部和左右两侧靠墙处为通壁大书架，架上摆满了经文典籍，大小版本约有2万余函，其中最大一部名为“八千颂铁环本”经书，长1．31米宽1．12米。这些经典中有的珍本和孤本，是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萨迦的藏书和壁画可以同敦煌相比美，称之为第二敦煌。除这三个较大的藏书室外，其它小殿和两个法王的颇章内，也有为数不少的抄本和印本书籍。

除些之外，萨迦寺还存有历史档案文件十作箱，据说其中有不省是萨迦派执政时期的重要文件，其它多系乌拉差役、税收、封文、民间诉讼之类的文件，是研究西藏土封建农奴制度的珍贵资料。此外，萨迦寺还藏有印版2000余块，其中有“萨迦历代史略”、“萨迦教主法王传记”、“萨迦传法记”等颇有价值的印版。

萨迦寺的历史文物非常丰富，作为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见证，保存有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玺、冠戴、服饰；有宋元以来的各种佛像、法哭、刺绣、供品、瓷器以及法王遗物等。其中年代悠久、制造精美、价值很高的文物有两颗印，一为玉质梵文印，一为铜质刻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三体印，上面刻有汉文“成化二十一年九月礼部造”字样。据不完全统计，萨迦寺的各种佛像约有两万多尊，其中很多系元、明以来的珍贵文物，其中铸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铜佛有数十尊。萨迦寺有四件珍奇的宝物，即贡布古如（由竹青白瓦巴从印度请来的依怙神像胶）、朗结曲丹（由大译师帕白洛扎瓦修建的佛塔，塔里经常出水，被视为神水）、文殊菩萨像（系萨班的本尊像，据说在像前念七天文殊经就能打开智慧之门）、玉卡姆度母像（八思巴供奉的本尊佛像），四大奇宝中三件是佛像。萨迦寺的镇寺之宝是当年忽必烈送给八思巴的一个黑木匣子，匣中有一只硕大的白皮书海螺，寺中僧人视其胜于生命，只有宗教吉日才开启木匣，捧出海螺由高僧吹奏。萨迦寺收藏的各种瓷器约有2000余件，其中多为元、明时期的瓷器，也有少量宋瓷。唐卡和壁画是西藏寺院绘画艺术的两大奇葩，萨迦寺仅唐卡就存有3000余幅，据鉴定，宋、元、明时期的珍贵唐卡有360余幅。萨迦寺壁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除了宗教内容外，壁画还记录了八思巴来往内地和西藏，在北京受封等场面。萨迦寺藏有萨班的袈裟一件，翠红金丝缎面、红绸里、绣花鞋一只，系内地制品，八思巴遗物有凉帽一顶，鞋三只，也系内地制品。此外，该寺还珍藏有元代武器多件，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萨迦寺每年都举行或大或小多次法事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独具特色的要算萨迦寺夏季和冬季金刚神舞法会。萨迦寺夏季神舞在每年藏历七月进行，冬季社舞历十一月十十九日开始。神舞表演时，舞者都戴着萨迦寺护法神和各种灵兽面具，神舞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形象地反映了藏传佛教密宗神舞的灭杀魔鬼的基本内容。每年适逢这两个法会时，成千上万的远近僧俗群众都要赶到萨迦寺朝拜观瞻，祈祷神舞能给人间带来幸福和吉祥。

《北欧神话ABC》，茅盾写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已有的北欧神话故事都是出自这里。

《尼伯龙人之歌》，故事情节取材于欧洲古代英雄传说。

冰岛史诗《埃达》（又称《伊达》或《伊达斯》）是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北欧文学经典，也是在古希腊、罗马以外的西方神话源头之一。

《萨迦》，它是13世纪前后被冰岛和挪威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民间口传故事。

《北欧神话故事》远方出版社出版，杨振明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