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四本书，谁看过，怎么样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于2008年10月25日结束，四部获奖作品分别是：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暗算》、周大新《湖光山色》。

1、秦腔-作品简介

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

入选理由

《秦腔》是贾平凹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这部被绝大部分评论家称为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中，贾平凹在创作上达到了又一高峰。《秦腔》所受到的一片赞誉，以及被整个文坛的充分肯定，其一是敏感先锋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其二是对正在消逝的农耕乡村的一曲挽歌，其三他为“三农”问题专家提供了许多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和材料，其四它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这一重要时期的面貌和变迁。另外，在其学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贾平凹以对农村农民过着的“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痛切感受，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入手的描写，细流蔓延，汇流成海，浑然天成，直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秦腔》看似日常、琐碎，实则坚韧、淡定。它显示出了贾平凹在叙事上一次冒险的“野心”，一次白描炫技的成功。或许贾平凹比任何人都看清了在现代化、城市浪潮的冲击下，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老的农村文化势不可挡地解体的洪流，因此，他借用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赋予它成为小说中一种民间文化载体的意义，同时利用这一传统文化的表征，讲述农村宿命般走向衰败萧瑟的必然，讲述他对故乡这块碑的挚诚。《秦腔》所表现的情感冲突，绝非剑拔弩张，而是一种渗透在农民骨子里、浸透在日常生活的嬗变中的一种无奈；一种所有人都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热爱土地而又无法守住土地、一步步从土地出走的农民带给作家的道义和矛盾、忧患与焦灼、迷惘和悲凉，使贾平凹付出挽歌的情感，写下了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千年未有的巨大变化；写下了原来乡村生活极其文化形态的分崩离析，写下了“中国一等伤心人”的心酸之情。

2、《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简介：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3、《暗算》 作品简介：反映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关侦听与密码破译的小说。纵横30-60年代，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熔为一炉，穿插亲情、爱情、数学天才、革命志士轮番登场，绝地厮杀。

入选理由：无名英雄浮出水面、悬疑情节神秘纠缠，天才的成长、诡异的想象、莫测的命运、荒诞的现实……看重文学品质的麦家，把写作看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认为，《暗算》电视剧“和我写的小说相差很远”。《暗算》语言流畅诡异、清瘦、内敛，几近苛刻，却又与小说表达的独特内容完美和谐，读他的小说紧张而又寓于智力挑战，麦家是“中国的丹.布朗”。

4、《湖光山色》作品简介：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动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下资本，然后渴望着收获，可以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本书中，命运也和女主人公暖暖开着残酷的死玩笑。

入选理由：主要写的是当下的农村生活，以亚洲最大的水库——丹江口水库为地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经历。生活在依山傍湖的楚王庄的她，在穷困苦痛中因一段楚长城的意外发现，而走上了一条新路。先祖留下的遗产在滋养着她家庭的同时，也和今天的物欲纠结起来，消解着她家人身上一些宝贵的东西，最终使新的苦痛再次朝她压来……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的则是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

求问论新时期供销社如何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6876 7354 605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中图分类号：F326.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深入，广阔的农村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新农村、新生活、新气象，这对承担农村商贸流通工作的供销社部门来说，无疑是寄予了新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那么，供销社部门如何在新时期、新农村中扮演好这一重要“服务主力军”呢？笔者认为，供销社部门要时刻绷紧优质服务这根弦，切实肩负起党和政府赋予新的历史时期服务“三农”工作的神圣使命。

一、建好服务网络，打牢便民服务基础

供销社基层服务网络大多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房屋土（砖）木结构，年长月久，破旧不堪，加之后来部分乡村公路改道，致使供销社一些基层服务网络处于的地理位置越来越偏僻，不方便乡村居民群众售物购物，不但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而且还导致乡村居民群众买难卖难。尽管供销社部门计划对基层服务网络进行改造和迁建，但是因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难以贷款，加之自身经营萧条，长期亏损，没有资金，无力将计划付诸实施。

群众的事大于天，方便群众，排忧解难，责任重大，时不我待。国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新网工程”的实施，对供销社部门来说，如同久旱逢甘霖，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供销社部门要不失时机，抓紧立项，争取项目资金的扶持，破解发展没有资金的难题，尽快地对农村经营服务网络进行整合改造或选址迁建，建好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综合服务配套工程，全面打牢便民服务的基础。

一是抓好旧门店改造，做好重新利用工作。要本着便民、管用、节约和打基础、管长远的科学发展观，对基层旧门店、旧网络进行优化配置，整合重组，可方便群众、能利用上的房屋资源都把改造出来、全部利用上，使其焕发“青春”，增强服务功能，抓好经营，方便乡村居民群众售物购物。

二是走联合发展路子，打造便民服务平台。国家项目资金有限，自身又无法筹措，供销社部门就得要解放思想，开放办社，借力打造，积极吸收社会资源，广泛与民营业户联合、合作，利用民营房屋（场地），发展加盟店，实行连锁配送经营服务，从上到下，形成“舰队”，打造“总公司+省公司+市公司+县配送（交易）中心+乡镇中心店+村直营店”六位一体的经营服务网络体系，构织农村经营服务网，解决乡村居民群众买难卖难问题。

三是选址迁建，因地制宜抓发展。对偏僻不能再利用的旧网络、旧门店实行选址迁建。一定要因地制宜，确保新建网络座落处于交通方便、乡村群众居住较集中的优势地理位置，竭力打造“一村四有”（有日用消费品、有农用物资、有农产品收购、有再生资源回收）综合经营的便民店、利民店，切实服务好乡村民居群众。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牢记办社宗旨，精心服务好“三农”

供销社的根在农村，服务主要对象是农民，搞活和振兴供销社的希望在农业。供销社虽然不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是却承担着党和政府赋予的服务“三农”的重要职能职责。重任在肩，使命神圣，供销社部门要牢记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坚定不移地服务好“三农”。

其一，急农所急，保障农用物资供应。化肥、农药、农（地）膜、各种中小农具等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资，保障农用物资供应关系到农业生产大计，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大计。为不误农时，保证农业生产需要，供销社部门要抓好各种农用物资储备，采取整拆零卖、送肥到田间地头等便民服务举措，方便农民购买，保证农业生产需要，夯实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

其二，细化服务，助农科学种植（殖）。办好“庄稼医院”，兴办科技示范田，印发农资配方技术资料，组织实用科技（农资）人员深入农家或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群众科学养殖和种植，扩大农业科技含量，奠定高产高效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其三，拓宽销路，抓好农产品收购。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卖难，供销社部门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广泛拓宽销路，扩大收购品种，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和商家签订购、销合同，要把千家万户的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连接起来，只要能增加农民收入的都把收购起来、销售出去，千方百计为农民增加收入，促使农民生产有信心，供销社自身发展有底蕴，富民兴社，相得益彰。

其四，紧贴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尽职履责。要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做到体察民情，善做好事，多办实事，努力改变驻村群众生产生活面貌；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处理好股民、职工来访，切实保持稳定等等，只要是党委、政府要办的或交办的事情都要积极配合，认真做好，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三、顺应时代要求，领办合作经济组织

供销社章程规定，供销社属集体所有制，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毋庸置疑，供销社部门又肩负着领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职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引领农民带资入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载体，也是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供销社部门要顺应时代要求，按照《供销合作社章程》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引领农民参股经营，紧扣农村特色产业，创办经济实体，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以拉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

1.发展专业合作社。发展专业合作社，这既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实施“新网工程”的重要内容，亦是供销社领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行动。因此，供销社部门要结合各地农村骨干主导特色产业，围绕“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产，并作为企业来经营，积极吸收农民投资入股，合作联办，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譬如，湖北省郧西县黄姜、食用菌、龙须草、桑蚕等品种已成为特色产业，供销社部门以“一品一社”吸收农民入股参与经营，发展专业合作社，拉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供销社也不断活跃起来。其他地方也可根据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是在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要制定章程，抓好工商注册，实行规范化经营、制度化管理，让农民成为专业合作社的主体，带资入社，参与发展，参与经营，参与管理，赢利分红，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搞活农村经济，振兴供销社。

2.兴办加工企业。这与发展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等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略有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种植（殖）生产原（粗）料，一个是通过加工后成精品、成为投放市场流通的商品。兴办各种加工企业，能够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既可以提高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提供加工增值税，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供销社部门在引领农民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过程中，既要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还要兴办各种加工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打造精品名牌，促进交易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