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出现

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但茶文化一词的普遍引用，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茶文化研究者认为，茶文化是在茶 “被应用过程中”或者说“在茶的品饮活动中”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化。茶文化“是茶作为饮料在被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体”。中国发现茶的用途可追溯到我们传说中的先祖神农氏之时。后来，茶被人们长期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把饮茶当做一种精神享受，产生了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东西被淘汰和摒弃，但更多的是产生和发展，使茶文化的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丰富，也使茶文化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物质上升到精神，在不断发展中形成自己的个性。最终，使茶文化博大精深，构筑成为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先秦茶文化的酝酿

? 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时代，距今有5000年左右。2004年，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距今6 000年前的文化层中，发掘出部分树根根块，后经中日考古界、茶学界鉴定，认为是“5 500年前人工种植的茶树根”。按此推测，发现和利用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 500年前。

东晋（317—420年）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在周武王伐纣时(前1066年) 巴蜀一带（现今的四川、重庆以及云南、贵州两省靠近川渝的部分地区）不但有人工栽培茶园，还出现了以茶为礼的上贡。“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表明3 000年前茶已在人类生活中出现并融入上层社会。

西汉文学家扬雄《方言》中记载：“蜀人谓茶曰葭萌。”明代文学家杨升庵《郡国外夷考》中记载：“《汉志》葭萌，蜀郡名。葭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表明蜀王分封其弟的都邑“葭萌”是“以茶氏郡”，是重要的产茶区。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述了在周克殷以后，巴变成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等多种方物成了“纳贡”之品。而且其中的茶叶，已经不是采集的野生茶，而是种在园中的“香茗”。说明在西周前巴人不仅利用茶、饮用茶，而且会种茶、制茶和藏茶。因此可推测，在西周之前葭萌就是著名的产茶地。

诸多事例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已开始饮茶、种茶、制茶、藏茶，随之而生的茶文化现象也开始萌生。

二、秦汉茶文化的萌发

秦汉时，饮茶已在全国范围内向大江南北逐渐蔓延开来。但明确表示有“茶”的意义，并为史学家认为是茶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成书于2200年前秦汉时期的字书《尔雅》，其中有 “槚，苦荼”之说，而“苦荼”当为茶之意。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年）阳陵墓葬出土的固体茶，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这些茶叶装在一只木盒中，是埋在墓葬群周围一系列墓坑中，供这位皇帝在另一个世界享用的大量随葬品之一。汉景帝刘启卒于公元前141年，因此这些茶叶可追溯至那一年左右。由此，中国古代皇室好饮茶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160年前。

唐代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提到的《茶陵图经》载，地处湖南的茶陵古称荼陵，是西汉荼陵侯刘沂的领地。荼陵的命名也始于西汉，陆羽《茶经》中对其名的由来说得很清楚：“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茶经?七之事》还记载:“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陆羽在谈及诸多发生在中唐及中唐前的茶事时，特别提到丹丘子，说他是一个汉代仙人，也就是以后《神异记》中指点晋时余姚人获大茗的那个道士。而丹丘位于今浙江宁海县南九十里，属有名的茶产地和佛教名山天台山支脉。黄山君，也是汉代得道的一个仙人。黄山，位于安徽歙县境内，是著名的黄山毛峰茶产地。这表明至迟在汉时，茶的种植、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传到长江中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同时提到的司马相如与扬雄是汉赋大家。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角度，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司马相如，为蜀成都人，他所著的《凡将篇》中，记录了当时的20种药物，其中谈及的“荈诧”便是茶。这是把茶作为药物的最早文字记载。西汉末年扬雄的《方言》中，也写道:“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 ，王褒《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记述。说明汉时已有饮茶的器具，且讲究烹茶技艺。而“武阳(现四川彭山) 买荼”表明，当时在集市上已有商品茶叶出售。在王褒《僮约》之前，关于如此进步的饮茶法，以及茶作为商品的记载几乎没有。王褒《僮约》的出现说明当时至少在四川成都一带，饮茶已成为上层人家的生活习惯，茶已成为商品。据此推侧，茶树的人工栽培在相当范围内已较普及，茶的加工技术也已达到符合当时商品茶的要求，并已逐渐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出现了茶叶集市。

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很可能更普遍。东汉(25—220年) 许慎撰，北宋徐铉等校订的《说文解字》中说:“荼，苦茶也，······此即今之茶字。”与此同时，饮茶器具也开始从食器中分离出来，浙江湖州出土的嵌有“茶”字的东汉四系罍和浙江上虞出土的东汉越窑茶器就是例证。

至此已有足够史料表明,至迟在秦汉时,茶作为一种饮料，已开始从巴蜀蔓延开来；而茶叶种植也已扩展到大江南北许多地方；饮茶开始为文人所好，这就为茶由物质范畴上升到精神领域打下了基础。茶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已逐渐显现于世。

三、魏晋南北朝茶文化的形成

朱自振在《茶史初探》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茶文化的形成期，茶的药用及饮用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饮茶进一步在南方上层社会流行，并开始浸润到社会多个层面，被用作待客、祭祀等，也被称为“素业”，抹上了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同时，帝王、贵族、文人饮茶的事迹屡见不鲜，文人也开始讴歌茶叶，出现了以茶为主角的文学艺术作品。茶初步向精神层面演化，并与儒佛道有了初步的融合。

（一）三国时期：茶叶功效认识的深化期

在三国华佗（约145—208年）的《食论》中，有“苦茶久食，益意思”之句，表明当时茶的药理功能已为人知。三国吴时，人称太极仙翁的仙道家葛玄（164—244年）,已将茶作为养生、修炼、陶情之物。现有史料证明，葛玄种茶之地有两处:一处在浙江天台山华顶,另一处是在浙江临海的盖竹山。南宋胡融《葛仙茗园》诗曰：“……草秀仙翁园,春风发幽茗。……携壶汲飞瀑,呼我烹石鼎。……”南宋天台山道士白玉蟾《天台山赋》云:“释子耘药,仙翁种茶。”清康熙《天台山全志》载:“茶圃,在华顶峰旁,相传为葛玄种茶之圃。”清《浙江通志·物产》载:“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元植茗于此。”清乾隆齐召南《盖竹山长耀宝光道院记》称:“吴葛孝先尝营精舍,至今有仙翁茶园。”齐召南另有《台山五仙歌·葛孝先》诗曰:“华顶长留茶圃云,赤城犹炽丹炉火。”这些史料均记载葛玄为炼丹养生而种植茶树，建造茶园。道家认为茶是集天之精气、地之灵气、人之神气于一体之灵草，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所以，葛玄在天台山种茶炼丹，当在情理之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江南最早的茶园，因此葛玄被称为“江南茶祖”。1998年5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王家扬带领著名茶叶专家实地考察，证实天台山脉主峰归云洞前尚存的30多株进化型古茶树，是葛玄手植茶树留下的后代。遂立“葛仙茗圃”碑以做纪念，并立有碑文:“葛玄茗圃,为三国吴时高道葛玄住山修炼时的植茗之圃，位于天台山莲花峰南麓归云洞前……”

晋代（265—420年）陈寿的《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国君“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宫廷中有茶叶的储备；茶被当做酒的替代品。由此可见，至迟在三国吴时，吴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饮茶风俗了，宫廷中已有“以茶代酒”之举。

三国吴（222—280年）秦菁《秦子》:“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醒焉，醉人何用也。'”这里“臛”是指肉汤，饮用肉汤和饮茶应该是相对于饮酒而言。肉汤不会让人醉，饮茶非但不会让人醉，反而提神振气、头脑清醒。如果说《三国志·韦曜传》中的以茶代酒尚是生理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秦子》中的这段话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茶本身的功效了。

三国魏（220—265年）张揖《广雅》同样认识到茶有醒酒、振奋精神的作用:“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三国魏吴普《本草》认为茶可以安心益气、耳聪目明、延年益寿:“苦菜，味苦寒，无毒。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耐饥寒豪气，不老。”

三国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茶叶功效。对茶叶功效认识的深化，一方面丰富了茶自身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为饮茶风尚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三国的历史较为短暂，与茶有关的记载也相对有限，只有寥寥数条。除了上面几处记载，三国时张揖的《埤苍》、郭璞的《尔雅注》、张华的《博物志》等都有关于茶事的记载。傅巽的《七诲》中写到当时8种珍品:“蒲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阻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相当于现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两省。表明当时茶已列入珍品之列。

（二）两晋时期：茶文化的形成期

与三国时期相比，两晋时期饮茶的风气日渐盛行，茶逐渐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交汇融合，与茶有关的文献记载增多。中国茶文化的特征和风格开始初步显现与构建。人们把饮茶作为一种高级享受和精神力量而超出它的一般自然使用价值。

两晋时期，随着饮用人数的增多，茶从药用逐渐向饮用转变，饮茶的风气有所普及。《本草衍义》记载:“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这里表明，在晋代宫廷里茶的消费量很大。西晋末，八王起事:“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孟盛荼上至尊”，晋惠帝沦为阶下囚之时，还不忘饮用茶水，可见其对茶的嗜好程度非同一般。

与此同时，茶叶及茶水的买卖交易有了初步发展。据《太平御览》引《江氏传》云江统:“迁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麺、茶、菜、蓝子之属，亏败国体’。”酰、麺、菜、蓝子等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茶和这些物品在西园一起售卖，说明在当地茶已经是人们日常饮用品。

晋时，咏茶诗作开始涌现。西晋（265—316年）左思的《娇女》诗是中国最早的茶诗，诗中有:“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之句,写的是左思的两个娇女,因急于品香茗,就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西晋张载有《登成都楼诗》,其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六清，是指古时的六种饮料：水、浆、醴、凉、医、酏。作者赞誉，茶的芳醇胜过这六种饮料，传遍全国九州。西晋孙楚《出歌》中，又有“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之说。此外,在两晋之际杜育的《荈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诗歌，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到采摘时节，从劳动场景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等内容都一一记录其中。这些诗作一方面道出了饮茶习俗传播的广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茶给人的精神带来愉悦。

该时期，饮茶开始被人们赋予节俭、朴素、清廉等社会所崇尚的品质，是养廉的手段之一。养廉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直接关系的。始自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在晋代日渐完备，该制度巩固了东汉末年开始形成的门阀制。当时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多效膏粱厚味。于是，曾担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的西晋文学家傅咸疾呼：“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于是，在晋代社会日渐奢靡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养廉的问题。据南朝宋(420—479年）何法盛撰的《晋中兴书》中记载，东晋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晋书》云：纳为礼部尚书)。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说明在东晋（317—420年）时，身居吴兴太守的陆纳，不但提倡“以茶待客”，而且仅用茶、果招待卫将军谢安，用茶表自身的清廉。又如，在唐代房玄龄等撰的《晋书》中，还记载着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这进一步表明，晋时上层社会流行“以茶、果宴客”，用以标榜节俭。这一流行从客观上促进了饮茶的普及。我们看到，在陆纳、桓温那里，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此时，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且已进入人精神领域。茶的“文化功能”开始表现出来。此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

两晋时期的饮茶之风还与清谈之风的盛行有着紧密的联系。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竹林七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酒能使人兴奋，但醉了也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了许多茶人，以茶助清谈之兴。《世说新语》载：东晋清谈家王濛好饮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有的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往王濛家去便云“今日有水厄”，把饮茶看作遭受水灾之苦。后来,“水厄”二字便成为南方茶人常用的戏语。《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梁武帝之子萧正德降魏，魏人元乂欲为其设茶，先问:“卿于水厄多少?”这本是问萧正德能喝多少茶水，然而萧正德显然没有听过王濛“水厄”的段子，于是茫然回道：“下官虽生于南方水乡，却不曾遭受过水灾之难。”引得周围人大笑。今人邓子琴先生著《中国风俗史》，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后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唐代陆羽《茶经》引《晋书·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含有紫苏的茶）而已。”单道开是东晋敦煌人，幼年开始过隐居生活，后习辟谷，“不畏寒暑”。又于后赵武帝(335—349年）时在河北临漳昭德寺为僧。期间，单道开在室内坐禅时，曾用饮紫苏茶来防止睡眠，这是佛教与茶结缘的最早文字记录。

总之，两晋时期茶不仅是人们提神解渴的饮料，在茶使用价值被人们充分认识和利用的同时，人们逐渐感受到了茶给人所带来的审美情感和精神愉悦，茶于是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茶成为日常待客的饮品，在宴会上经常出现，能够助聚会之雅兴；饮茶之风在文人中兴起，为茶吟诗作赋,引为雅举；茶被用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操守，是清廉的标志。这一切可以说明，茶文化在该时期已形成。

（三）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初步发展期

南北朝是朝代更迭、斗争不断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各种思想交融碰撞。相比北朝，南朝社会较为稳定，物质生产较为富足。西晋末年，很多士族从北方迁往南方，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南朝的社会状况及南北朝之间人员的往来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该时期茶己经成为南方较为寻常的饮品。《宋录》是一部记录南朝宋史实的著作，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表明住持安徽寿县八公山的法师昙济道人侍奉王子，是以“设茶茗”相待。南朝齐世祖武皇帝(483—494年在位)萧赜是一个佛教信徒，也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朝廷无大的战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在他的遗诏中曰:“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想带头提倡简朴的好风气，开创了“以茶为祭”的先河。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萧赜将茶视为检行的标志，这是两晋时期“以茶养廉”的延续；另一方面，茶与饼、干饭、酒脯等相提并论，说明茶在当时是较为常见的饮品。《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亦载：“傅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该文同样证明，南朝江浙一带，茶己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寻常的饮品。《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魏定都洛阳，为奖励南人归魏，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滨设归正里，又称“吴人里”。于是，南方的饮茶之风也传到中州之地。有位叫刘镐的人效仿从南朝投奔北魏的王肃，“专习茗饮”。有人说他是附庸风雅，东施效颦。自此朝贵宴会虽设茗饮而众人皆不复食。可见当时随着南人和北人的交流往来，茶已经向北方传播，但饮茶之风仍是南方文人的好尚，北朝尚未形成习惯。

南朝处于继汉开唐的阶段，无论诗赋、散文、文学理论都很有成就，尤其是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的思想特点一是崇尚清谈高雅，二是喜欢作自由自在的玄想，天上地下，剖析社会自然的深刻道理。终日谈说，会口干舌燥，演讲学问又不比酒会可以随心所欲，谈吐举止都要恰当，思路还要清楚。而茶不仅能提神益思，还能保持人平和的心境，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玄学家也爱喝茶。于是，茶与文人的关系更进一步。范文澜先生在考察东晋南朝时期的瓷器生产时曾经谈到，早在西晋，文人作赋，茶、酒便与瓷器联系起来。而到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士人把饮茶看做一种享受，开始进一步研究茶具，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越瓷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大行其道，佛教在这时正处于一个与汉文化进一步结合，艰难发展的时期。道家修行长生不老之术，佛教徒坐禅念经。而茶不仅能使人不眠，而且能升清降浊，疏通经络，所以他们都爱喝茶。于是，除文人之外，和尚、道士、鬼神，都与茶联系起来。南北朝时许多神怪故事中出现大量与茶有关的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南朝刘敬叔著《异苑》，说剡县陈务妻年轻守寡，房宅下多古墓，陈务妻好饮茶，常以茶祭地下亡魂。一日鬼魂在梦中相谢，次日陈务妻得钱十万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时有位老太婆在市上卖茶，从早到晚壶中茶也不见少，所得钱皆送乞丐和穷人。后州官以为有伤“风化”，将老太婆捕入狱，夜间老婆婆自窗中带着茶具飞走了，证明她是一个神仙。《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说，南朝法瑶和尚好饮茶，活到九十九岁。南朝齐梁(479—556年)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在《杂录》中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仙人”，这里指饮茶有“轻身换骨”之功效。这些茶与丹丘子、黄山君等仙人和神怪的传说，反映了早期道教提倡饮茶，并对茶的功效的认知。从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东晋和南北朝之时，茶已进入了宗教领域，尽管此时还没有形成后来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它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一般物态形式。

此时，文献中关于茶的记载也有所增多。除了上面的引用的以外，一些诗词特别是地方志中都提及到了茶叶，例如，《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诗人鲍照之妹鲍令晖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可惜今已已散佚。

在魏晋南北朝，茶文化的基本形态己经形成，呈现出多种可能，但尚未成熟。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茶文化时代即将到来。

紫砂器的紫砂器与茶文化

茶、瓷、丝，器物的三位一体，典型的华夏帝国制造。跟“四大发明”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基于物理学原理的技术发现，而是三种包含独立技术的商品，属于远东农业文明，并一度构成全球贸易的坚硬核心。郑和的宝船舰队，使用指南针技术、火炮技术、装载大量《烈女传》和《历书》之类的印刷品，尽管这些器物都源于“四大发明”，却不是朝贡贸易的对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忠诚的仆从，为茶、瓷和丝的远洋运输而辛勤工作。

茶是一种自然饮料，被用以矫正存在的状态——提唤精神，激发思维，同时保持内在的理性 ，跟酒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酒神的对偶，茶神的纤弱身影，率先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腹地。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当年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伐纣，从巴蜀之国得到了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贡物。文中的另一段记载还说，在那些种植园里，生长着嫩香蒲和香茶（“园有芳弱香茗”）。据说这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最初记录。茶神面容安详，从此走进了远东民族的日常生活。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可能源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和尚阶层大规模扩张。而茶受到禅宗的大力推崇，成为彻夜谈玄的工具。 它最初只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材，令僧人们的哲思和对话变得激动人心，而后才被注入士大夫的高尚趣味，升华为文人精神的象征。 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如此描述它的功用：“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这是饮茶改变存在状态的话语证据。 寺院的钟声和茶香，反复修理和尚、官员和文士的灵魂，把它们导向清静宁馨的状态。

茶神在明代已完全融入士人的灵魂，进而成为隐逸人格的化身。 茶道日益成熟，俨然成为独立的亚宗教。 茶神精神散射着前所未有的光辉，文人撰写的茶经达几十种之多，从茶叶制作和储存、水的选取、器物的功能、煎煮方式、茶寮修造和品茶趣味等方面，精细地构筑茶的伟大道路。 茶道是中国饮食宗教的最高形态。

茶神是收敛而含蓄的，她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超越；越过冰清玉洁的瓷盏，她呼出了理性存在的淡香。徐渭在《陶学士烹茶图》里赞美说：“ 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 这是奇妙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此观看到明丽清澈的图画：在碧树和红花之间，煮茶的程序正在悠然展开。吟诗和书写，酒醉与苏醒，癫狂与理性，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都在茶的领地里获得统一。徐渭透露了一个文化事实：茶与酒的轮值制度，是中国饮品文化的最大机密。文人交替饮用这两种饮品，在清醒与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

茶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孤独。 基于士大夫的信念，她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纯洁性，拒绝跟其他物质苟合。这贞操就是茶神的特征，也是维系其全部趣味和信念的基点。忙碌的士人们洞察了茶的这一本性，并要从水质、盛器和操作程序等方面来维系这种本性。这是一场茶神精神的保卫战，它制约了市井阶层发明奶茶的冲动，并最终演化为东方人的终极关怀。

维多利亚女王肖像：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绿茶和团茶没有兴趣，却在19世纪发现了红茶的魅力。由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宫廷示范，红茶的兼容性被揭示了：它能够跟牛奶与糖结盟，由此构成香气浓郁的奶茶。此前，早在13世纪甚至更早，鞑靼人就已发现了这类动植物原料混合的魅力。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继而又蔓延为平民的下午茶狂欢。它还是大英帝国开明专制下的新式茶道，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帝国臣民的日常举止。

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丝绸本质，向以茶为核心的茶、瓷、丝的三位一体飞跃。而在那场狂热的单边贸易中，瓷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估——它是贮存和品辍茶叶的最佳容器。但跟郑和时代不同，它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容器，而是茶叶的最亲昵的伴侣。

瓷器是陶器的成熟样式。它像陶器一样保持可塑的面貌，却比陶有更精细光滑的表皮。那些釉层在高温下发生窑变，产生出奇异的纹理和色泽。瓷器是所有器物中变化比较激烈的一种，从柔软的泥土升华为坚硬秀丽的事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始终是饕餮民族的专用容器，用以盛放那些绵绵无尽的琼浆与美食。

汉代的茶器只有碳炉、碳铗、捣茶石舀、杵、茶饼、陶罐和陶碗等少数几种。但到了明代，就在器物大爆炸的时刻，它完成了自我繁殖的程序。高濂《遵生八笺》一书里，罗列的茶具达23件之多，已经到了繁复的地步，但它的核心器件只有茶盏和茶壶两种。

明代茶盏由黑釉渐变为白瓷，而且拥有“甜白”的诨号，这揭示了其瓷质趋于洁白细腻，由此跟景德镇的青花和宜兴的紫砂，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国际贸易的版图上，白瓷最终还是让位给了青花。白底青纹的色相和多变的器型，不仅受到北方满族猎人的喜爱，也搏得了欧洲君主的青睐。

永乐青花海浪缠枝浑莲双凤朝阳双系大扁：鲜明地表达了远东绘画艺术的风格

从朱棣时代开始，青花瓷已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郑和下西洋后带回“苏麻离青”的钴料，能于烧造中呈现出宝石蓝的色泽，并在花纹上形成晕散和黑铁晶斑。这起初是典型的工艺瑕疵，最终却转换成了独特的美学标记。

这种出现于古瓷学领域的破绽，加剧了我们的疑虑：青花也许是一种在美学上被蓄意夸大的纹饰。它的价值被因贸易的需要而被越位提升。 跟现代英国和日本骨瓷相比，青花瓷器有着粗陋的形态，但它却是第一个在白瓷上绘画的瓷种，鲜明地表达了远东绘画艺术的风格。 那些被大肆渲染的幸福生活场景，被烧结在白色瓷胎上，散发出青色的温润光辉，为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提供凭据。

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了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姻。青色暗示着红茶的来历——它既是大自然的色泽，也是华夏帝国的胎记，就像中国婴儿臀部的“蒙古青”那样。欧洲人后来发明储茶的锡罐与铁盒，因轻盈而便于携带，却难以还原东方器物的光晕。

茶叶和青花瓷的伟大结盟，得到古老的丝绸制度的声援。 在明清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丝绸越过数千年岁月，继续扮演雍容华贵的角色。它是制作衣物、桌布和茶巾的原料，融入了奢华的饮茶制度，形成一体化的东方效应。这其实就是“瓷－茶－丝”的“三位一体”。瓷是茶的容器，而丝绸则是它的柔软服饰，犹如一个用弧线和S线构成的梦境，为洛可可（rocaille）风格提供非凡的灵感。瓷－茶－丝，此外还应当包括明代家具和亭阁，就是欧洲人展开东方想象的核心语词。

英式红茶：两种文明的伟大合作

但英国人最终以自己的美学改造了青花。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腻的皇家骨瓷表面，浮现出英国本土的青色植物图像。英式青花瓷跟纯银茶壶、茶匙和蕾丝桌布，形成新的器物小组，它们进驻维多利亚风格的茶室，环绕在耳语的绅士和淑女四周，验证着他们的高雅趣味。这跟中国儒士的饮茶礼仪，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呼应。英国人得意洋洋地宣称，这就是两种文明的伟大合作。

茶叶跟烟草一样，令饮服者产生深刻的依赖。但茶瘾是更为温柔的绑架，像丝绸一样般细软，却酝酿着严酷的市场危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在用贵金属购买丝绸和香料。18世纪中叶到末叶，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买家。在1700年到1753年期间，仅英国商船就向清帝国输送了两千万两白银，全球白银都因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欧洲爆发严重的白银危机。

1841年鸦片战争：把摇摇欲坠的华夏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这是全球茶叶连锁效应的开端。在茶的和平本质的外围，暴力开始大规模涌现。为了捍卫白银储备，英国人推出以鸦片交换茶叶的贸易模式。但鸦片的大规模输入，导致中国的经济危机和健康危机。在士绅和文官阶层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下令抵抗，企图终止这种荒谬的贸易，而英帝国则派出战舰予以痛击，把摇摇欲坠的华夏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而在此之前，茶叶已经引发了另一场贸易战争。英国人把茶叶强行输入北美殖民地，并藉此征收高额白银税金，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波士顿移民把英国商船上的茶叶倒进海里(Boston Tea Party，1773)，由此点燃了独立战争的炽热大火。一方面是新共和国的诞生，一方面是旧帝国的衰败，由大英帝国发动的茶叶战争，导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既是农业器物文明的终结，也是推动茶叶文明反思的支点。

作为大宗的紫砂茶具，它的生产和发展，同我国上千年的饮茶习俗有关。

中国是茶树的故乡，很早就开始了茶的种植和利用。西汉王褒《僮约》，东汉末年华佗《食论》，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陆羽《茶经》，白居易《琵琶行》，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卖茶、饮茶的许多史料和论述。人们认识到茶有止渴、提神之功；商人或肩挑担子、或乘船到几百里以外去买茶叶；市面上有人设铺卖茶，提瓶卖茶，顾客可投钱取饮；饮茶的方式有"烹茶"、"煎茶"、"点茶"；饮茶的普及程度是"比屋饮"、"穷日尽夜"、"俗遍天下"。与饮茶有关的器皿，有茶盏、汤盏、茶筅、茶碾、茶瓶、茶瓶、汲水瓶和花瓶等等。至于茗壶，民间传说苏轼设计过"东坡壶"，是一咱大型提梁壶。到了明代，在汉族地区，散茶、芽茶取代了膏茶、饼茶，方式改为泡茶，茗壶成为主要茶具。茗壶在明初仍然较大，以后逐渐变小。福建、广东一带饮用乌龙茶之"功夫茶"，茗壶更是小得出奇。《阳羡名陶录》卷下引周澍《台阳百咏注》，说台湾人品茶"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鼻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壶"。

饮茶之风在上层社会的盛行，影响尤其巨大。从《三国志》卷六十五、魏张揖《广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冯贽《云仙杂记》、宋《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可见吴主孙皓、宋徽宗赵佶、宋代文人苏轼、陆游等，都好饮茶。早在唐代，讲究饮茶已经形成理论，以后持续不断，当然关涉到茶具。宋人喜"斗茶"，对茶具的制法和色泽有特殊的要求。明人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至于体验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以及"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云云，这就是"茶道"的真谛了。品茶理论的发展，必然影响和促进茶具的生产。而茶具之中，紫砂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清朝宫廷中，紫砂茶具成为皇家贡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康熙年"年款的画珐琅四时花卉紫砂壶，造型有方有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二十日"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五日的档案，记录苏州织造送到"宜兴壶四件"。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带"乾隆年制"底款的紫砂壶和乾隆帝处出时携带的状在藤编提盒里的成组饮茶用具，包括本集所收镌刻乾隆帝御制诗的紫砂壶和茶叶罐等。

紫砂茶具之作，还与国外市场的需求有关。

明末，葡萄牙东印度公司大量贩运中国茶叶到西欧的同时，紫砂器传到了荷兰，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时称"红色瓷器"、"朱泥器"或"朱砂?quot;。大约在1680年，荷兰匠师米尔德（Ary de Milde）曾加以仿造。

1690年，英国匠师埃勒尔（Elers）弟兄用红色粘土仿制紫砂器，适应了英国上层社会流行饮茶的风尚，满足了他们对茶具的需要。美国纽约莫塔赫德（Mottahedeh）藏有郑宁侯制透雕树枝、梅花方壶和双流壶。后者为一件提梁壶，壶内分隔为两小室，可分装两种茶；两个壶嘴镶银，边上分别刻上英文"Green"（绿茶）"Bohea"（武夷）。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传入紫砂茶具，镌有"惠孟臣"和"陈鸣远"名款的茗壶特别为人所宝爱。十九世纪中叶，在医生平野忠司倡导下，陶工们在常滑试烧紫砂器。明治年间，常滑陶工鲤江高须，聘请苏州籍紫砂艺人金士恒去日本传授技艺。中国紫砂茶具有专供外销的产品，存?quot;贡局"砂壶，是专为泰国烧制的，有"天启贡局"、"顺治贡局"等铭款。这种出口茗壶，直到十九世纪还在继续烧制。清光绪年间，紫砂器大量销往日本、墨西哥和南美各国。

基于紫砂器特有的性质，它在历史上多作茶具。紫砂茶具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紫砂器发展史的基本部分。

宋人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认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分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开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 ，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过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